蘇軾這時期的詩在藝術上也趨於成熟。組詩《鳳翔八觀》八首就代表他當時五七言古詩的成就。鳳翔是有名的古都，文物很多，秦刻的“石鼓”，秦碑“詛楚文”，王維、吳道子畫的竹和佛像，唐代著名雕刻家楊惠之所塑的維摩像，東湖，真興寺閣，李氏園，秦穆公墓，被稱為“鳳翔八觀”，蘇軾都一一加以吟誦。尤如《石鼓歌》，從“冬十二月歲辛醜，我初從政見魯叟”開始，寫他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冬，初到鳳翔任，即去孔廟謁聖，見到石鼓；然後詳細描寫石鼓的文字和經曆，最後以“興亡百物自閑，富貴一朝名不朽。細思物理坐歎息：人生安得如汝壽”作結，感歎曆史興趣，富貴殆盡，隻有這巋然石鼓卻是永恒的存在，成為我國傳世的寶物（今存北京）。全詩六十句，用詞典雅而摹寫入微，結構嚴謹而時起波瀾，刻意鍛煉，慘淡經營。這之前韓愈也寫過《石鼓歌》，蘇軾此詩有意和他爭勝，終於成為吟誦石鼓的兩篇名作。
蘇軾在鳳翔任職三年多，於宋英宗趙曙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正月還朝，以殿中丞（管理宮廷事務的殿中省的官員）差判登聞院（受理官民建議或申訴的機構），又經過學士院的考試，授官直史館（編修國史機關的官員）。這時，他的家庭發生了重大變故：妻子王弗卒於京師；接著父親蘇洵又病故，他就和蘇轍一起扶柩從水路回蜀，並為父親守喪家居。
三、汴京風雲
宋神宗趙頊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蘇軾守喪期滿，又從陸路度秦嶺、經關中，第三次來到京師（以後他就沒有再返故鄉）。他曆任殿中丞、直史館和差判官誥院等官職。這一次，等待他的是一場統治階級內部新舊兩黨的激烈鬥爭。
這年二月，宋神宗起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副宰相），開始了曆史上著名的變法運動。王安石是位有誌於改革的政治家，在此以前他曾在鄞縣（治所在今浙江寧波）、舒州（治所在今安徽潛山）、常州（治所在今江蘇常州）等地擔任地方官，試行了若幹改革措施，逐漸形成了一整套變法理論和方案。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他寫的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就是代表作。到了這時，他受命執政，立即建立起一個“製置三司條例司”作為主持新法的新機構。
王安石新法的具體內容可分為理財和整軍兩類。屬於理財的有青苗法、免役法、均輸法、市易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等；屬於整軍的有減兵並營、將兵法、保馬法、保甲法等。以外，王安石又改革科舉製度，以便為推行新法提供人才。
理財是為了“富國”，整軍是為了“強兵”，最終目的是為了緩和階級矛盾，對付社會危機，鞏固趙宋王朝的封建統治。但是，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豪強、貴族、大商人的利益，因而引起了他們的激烈反抗。變法開始後，韓琦、歐陽修、富弼等元老重臣紛紛出來反對，他們從慶曆、嘉祐時代的主張改革變成了攻擊改革的中堅人物。不久，一批守舊的封建士大夫就聯合起來，形成了以司馬光為首的變法反對派。他們隨後又得到仁宗妻曹後（太皇太後）、英宗妻高後（皇太後）和神宗妻向後的支持，勢力更為強大。
司馬光、韓琦、張方平、範鎮等人，政治思想趨於保守。對蘇東坡有一定影響或起過製約的作用。因為，有的人有恩於他，有的人與他的交往至深。韓琦、張方平是蘇東坡的世交，非同一般的交往。範鎮與蘇東坡同是川人，又是忘年之交。
司馬光之所以會影響蘇東坡，恐怕是學識之相近，觀點之相仿，英雄所見略同罷了。蘇東坡曾說過這樣的話：
“且詔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必得良匠，又得美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苟得其人，則無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雖有善法，失先後之施也。故當急於求人，而緩於主法也。”
基於這種思想，他對變法產生了輕蔑的態度。新派的力量不及以司馬光為首的陣營嚴整。重臣名流雲集於其麾下。使平衡器一頭高高翹起，一頭低低垂下。畢竟蘇氏兄弟年輕，又出仕不久，就遇到如此激烈的政治洪流的衝擊，令他們茫然不知所措，輕易受人牽製是在所難免的。其弟蘇轍當時在新派一邊工作，卻心猿意馬。蘇東坡這樣評判當時的形勢：
“熙寧元年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司馬光）、景仁（範鎮），其道德風範是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此言足可看出蘇東坡當時的立場和心境了。
前麵已經說過，蘇轍對新法也表示過異議，引起王安石等人的不悅。於是蘇轍預感到自己麵臨“妄語自知當見棄”的處境。因此，他爭取主動，奏諸外任。神宗看到奏折，問王安石：
“轍與軾如何？觀其學問頗相類。”
“軾兄弟大抵以飛鉗捭闔為事。”王安石回答。
王安石看出了蘇轍的政治立場不堅定：“飛鉗捭闔”是批他專事察顏觀色以投人所好，伺機行事，變改的旗幟不鮮明。神宗批準蘇轍所請，外放任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