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元二十一年，德宗皇帝病故，太子李誦繼位，是為順宗，改元永貞。順宗得了風疾，不能講話。王、王叔文用事，結納有誌之士如劉禹錫、柳宗元、韓泰等，進行改革，打擊藩鎮勢力，奪回宦官兵權，這就是有名的“永貞革新”。
但士族官僚勢力也很快地結合起來，壓製了這一剛剛露頭的革新運動。
居易官職卑微，沒有能夠參與這場變革，不過支持革新的態度是鮮明的。
元和元年三月末，居易任校書郎期滿，決定應製舉考試。製舉就是皇帝親自考試，考試的科目是試策。所謂“策”就是回答皇帝的“問”。皇帝所問的都是當時的時政問題，通過“策”可以看出被試人的才幹。因此，居易遷到永崇裏的華陽觀，與元稹一道，閉戶累月，揣摩當代之事。那裏綠苔侵階，環境幽靜，在此期間，他二人不僅思想上、學識上都有所增進，而且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居易寫成“策林”七十五篇。
他回想起自己在漂泊、窮困、苦悶中度的青少年時代。父親為官清正，職位卑微。家庭生活貧寒，經常衣食不充、凍餒並至。他在《秋暮西歸途中抒情》詩中寫道：“馬瘦衣裳破，別家已三年。憶歸複愁歸，歸無一囊錢。”這一段生活使他接近了人民，真實而具體地了解了人民的疾苦，感情上與他們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多年來，在數不清的事件中，他逐漸明白了一個道理：百姓太苦，作官的太貪，而且麻木不仁，奢侈糜費，這是一個應當改變的不合理現象。要使百姓得以溫飽，隻有皇帝，隻有至高無上的皇帝才有無限的威力和權力，可以改變這一切。他很同意杜甫“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主張，所以在“策林”裏，他對政治、刑罰、外交、軍製、吏治、經濟、風俗各個方麵都表示了自己的意見，希望通過神聖的皇帝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他常說：“教無常興，亦無常廢；人無常理，亦無常亂；蓋興廢理亂，在君上所教而已。故君之所為，為教興廢之本，君之所措，為人理亂之源。若一出善言，則天下之人獲其福；一違善道，則天下之人罹其殃；若一肆其心，而事有以階於亂；一念於德，而邦有以階於興。”“達則兼濟天下”，是他自幼讀書立下的誌向，一個人不能為自己的國家和百姓做點好事，空有滿腹學問，徒抱濟世之才，隻不過虛度歲月而已。他想，有朝一日，自己能在朝為官，一定要協助皇帝好好地治理天下，解救受苦的百姓。
考試結束了，他和元稹同時中選。元稹被任命為左拾遺：而他，由於出言過直，卻被任命為京兆府的轄縣周至縣尉。
周至縣在長安西南一百三十裏處，縣城就在終南山下。設縣尉二人，為正九品下。具體的公務是“分判眾曹，收率課調”。就是皇帝派出的差科頭，向人民征討賦稅，隻要老百姓繳不上賦稅，就可以用刑具鞭打。
白居易希望躋身仕途能有所作為，從而兼濟天下，沒想到縣尉的公務是如此殘暴，這使他異常厭惡。催討賦稅和鞭撻百姓的痛苦常常充溢於心頭，使他不堪忍受。但是身負王命，亦無可奈何。
這一年的冬天十二月裏，白居易被任命為縣尉，和友人陳鴻、王質夫同遊仙遊寺，偶然談起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故事，王質夫勸白居易把它寫成詩，後來陳鴻在《長恨歌傳》中說：“白樂天，深於思者也。有出世之才，以為往事多情而感人也深；故為《長恨詞》以歌之。使鴻傳焉。世所隱者，鴻非史官，不知。
所知者有《玄宗內傳》，今在。予所據，王質夫說之爾。”陳鴻的話可以證明《長恨歌傳》不是真實的傳記，而是虛構的傳奇。白居易的詩當然也不能例外，虛構的成分居多。
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故事在民間本來已經傳說很久，裏麵夾雜漢武帝與李夫人的故事，佛教目蓮救母和道教的求仙故事，以及年郎織女故事。作者通過自己豐富的感情和想象力，加以充實和渲染，其中有現實意義的成分，也有荒誕不經的成分。
這首詩前麵一部分對唐玄宗的荒淫和楊貴妃的恃寵而驕有些諷刺和批評，如“漢皇重色思傾國”，“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顯然對唐玄宗和楊貴妃，表示了不滿和譴責。
從“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到“君王掩麵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楊貴妃受絞而死，成為曆史上有名的一次事變。詩人對這篇詩的主題思想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既微有諷刺，又特別哀憐，這由於詩人本身依附於統治階級，他的階級立場和世界觀決定他不得不這樣寫。諷刺是恨他沒有照統治階級的常規去辦事，哀憐則又是用詩人自己的心情去想象，並按照當時的民間傳說，加以“潤色”。從“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一直到“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都是在竭力描寫玄宗的相思之情，詩人充滿著同情心在作刻畫，擺在詩人麵前的又似乎不是作為諷刺的對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