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麵寫方士受玄宗之托，訪問蓬萊，得到當時二人的密語，歸報上皇（即玄宗），本來這種故事的情節，是難以叫人取信的，但他卻寫得那麼有聲有色。“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是用牛郎織女的故事美化封建帝王的靈魂，以求博得人們的同情。當貴妃在仙島上聽說玄宗有使者來到時的情態是：“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裏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開。雲髻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幹，梨花一枝春帶雨。……”詩人描繪了動人的女性形象，同時也表現了女主人公在所謂仙山中失去慰藉後的寂寞心情。最後無可奈何地用“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表示悼惜，說明了作者封建士大夫的立場，對帝王的這種“悲劇”表示了某種程度的同情。
但是這首詩的藝術性卻有其可取之處，不僅詞采絢麗，而且氣勢生動，筆鋒帶有豐富的感情，從曲曲折折的故事中興起層層波瀾，沒有一點枯竭的感覺。使用典故極少，除“轉教小玉報雙成”一句中有兩個現成的人名而外，一點沒有“掉書袋”，也是很難得的。這種歌行體給予中唐以後的詩人以相當大的感染力，跟著摹仿的很多，我們不得不承認它在詩歌史上有它一定的突出地位，雖說在思想性上存在著問題，並對後人起了不好的影響。
三、諫官生涯
元和二年十月初，居易從周至尉調為集賢校理，十一月召入翰林院，舉行了一次個別考試，核定合格；又因居易文辭富豔，尤精於詩筆，受到憲宗的賞識拔擢，授為翰林學士。當時在院的翰林學士有李程、王涯、斐、李絳、崔群，加上居易，共為六人。從唐肅宗起，翰林學士已經“獨承密命”，參與國家大事了。
這幾位翰林學士都是進士出身，銳意革新，以後大都身居要職或官至宰相，他們守正不阿，不畏強暴，和居易情誼很深，多次幫助他，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起到重要作用。
不久，詔授居易任左拾遺並仍充翰林學士。左拾遺屬門下省，從八品上，官階雖低，但作用極為重要，其職責就是對皇帝的不當言行進行勸諫。居易感到這是實現自己“兼濟天下”抱負的機會，他一定要憑借自己的職務之便為民請命，改革弊政。授命之後，他不僅向憲宗寫了《初授拾遺獻書》表示決心，而且克盡職守，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上任後不到一個月，他寫的諫書就裝了滿滿的一箱子。在宮中當值，往往忙到深夜，甚至徹夜不眠。他常常自吟：“惟歌生民病，但得天子知。”抱著這個目的，他把時政之弊，民生之苦，一一寫入詩歌，以拯濟民生，裨補時闕，欲稍稍遞進，以達上知。雖然忙碌辛苦，他卻興奮得像一個在黑暗中摸索又看見了陽光，得到了光明的人一樣。
在周至兩年多的縣尉生活，對他來說是痛苦的，卻使他有機會印證一下他在“策林”中提出的政治主張。他的生活經曆和他所接觸的社會生活，證實了他的主經是正確的，符合實際的。這種認識，堅定了他改革弊政的信念，也增添了他為實現自己“兼濟天下”抱負的勇氣。
他一麵做諫官，一麵寫諷諭詩，盡力使自己的言行符合於一個諫官的職分。他後來在《與元九書》中說：
身是諫官，手請諫紙，啟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聰，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複吾平生之誌。
他已經把這兩件事的關係及其目的說得很清楚了。
他曾經借李都尉的古劍，比喻諫官的剛直之氣：
……至寶有本性，精剛無與儔。可使寸寸折，不能繞指柔。願快直士心，將斷佞臣頭。
——《李都尉古劍》
又曾用“折劍頭”比喻自己的為人：
……我有鄙介性，好剛不好柔。勿輕直折劍，猶勝曲全鉤。
——《折劍頭》
這些詩都是他在做諫官時寫的，說明他是頗有剛直的氣概。可是等到元和六年四月以後他不再做諫官，他的“諫紙”不再“盈箱”，他的諷諭詩也就從此減少下來了。推究其因，大約認為諷諭詩隻是變相的一種諫草，他既然不做諫官，諷諭詩也就可寫可不寫了。這其實是受了孔丘“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思想的影響，可見他隻是對統治階級負責，對自己負責，並不是真正地為人民負責。他後來消極逃避，明哲保身，也是受了這種思想的支配。
白居易諷諭詩共有一百七十多首，寫得較早而影響較大的是《秦中吟》。他自己在《秦中吟》前麵寫了小序：
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為《秦中吟》。
從德宗貞元（公元785—805）到《秦中吟》脫稿的憲宗元和五年（公元810年），這一段期間，政治十分黑暗，詩人在這方麵作了有力的揭露。這一組詩在社會上傳誦開來之後，正如他後來在《與元九書》中所說的：“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為什麼“權豪貴近者”會彼此“相目而變色”呢？
因為白居易反映了民生疾苦，為了正義而大聲呼籲，刺痛了權豪貴近者的瘡疤。
他又在另一首詩中特別提到了《秦中吟》：
憶昨元和初，忝備諫官位。是時兵革後，生民正憔悴。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貴人皆怪怒，閑人亦非訾。天高未及聞，荊棘生滿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