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當然，這種英雄化具有諷刺性。這裏說的根本不是在現代性的態度中使正在逝去的時光神聖化，以試圖留住它或使其永在，尤其不是把正在逝去的時光當作一種易逝而有趣的新奇之物來收留，因為這正是波德萊爾所謂的“閑逛”姿態。閑逛隻滿足於睜開眼睛，集中注意力並在回憶中搜集。波德萊爾把現代性的人同閑逛者對立起來：“他走了，匆匆而去，他在尋找。當然，這人，這位善於積極想象的孤獨者總是穿越人的荒漠而行，他的目的較之純粹的閑逛者更高，更廣泛，不同於瞬間即逝的隨機尋樂。他尋找著我們可稱之為現代性的那種東西。對於他來說，這是要從時尚中發掘出它在曆史中所可能包含的詩意的東西。”波德萊爾以素描家康斯坦丁·居依為例說明現代性。從表麵上看，這是一個遊手好閑的人，是一個獵奇者。但“隻要什麼地方光彩流溢，詩情激蕩，生機盎然，樂聲回響，隻要什麼地方被激情所注目，自然之人與習俗之人在奇特的，瑰美中顯示自己，陽光普照動物時突發的歡樂”；他就始終是留在那裏的“最後一人”。
但是切勿把康斯坦丁·居依誤認作閑逛者。在波德萊爾看來，他之所以成為一名出色的現代畫家，是因為在世界酣睡之時，他卻投入了工作，並且改變了世界的麵貌。改觀並不是取消現實，而是一種介於現實的真與自由的運作之間的困難手法。“自然的”東西在這改觀中變得“更自然”，“美的”東西變得“更美”，而奇特的東西仿佛“有一種如作者的靈魂那樣的熱情生命”。對於現代性態度來說，現時的崇高價值向對現時的熱切想象密不可分。想象不同於它自身的現時，改變現時的麵貌，但不是毀掉現時，而是在現時所處的狀態中把握住它。波德萊爾的現代性是一種運作，在這種運作中，對現實的極度關注同自由的實踐是對立的，後者既是對現實的尊重又是對現實的冒犯。
（3）然而，對波德萊爾來說，現代性不僅是相對於現時的關係形式，它也是一種應同自身建立起關係的方式。現代性的自願態度同必不可少的苦行主義相聯係。成為現代人，並非接受身處消逝的時光之流中的那種自己本身，而是把自己看作一種複雜而艱難的製作過程的對象；用當時的語彙來說，就是波德萊爾所謂的“追求時髦，講究穿著”。我不再重提一些極其著名的段落，這些段落談及“粗俗的、塵世的、卑劣的”的本性，談及人對自身的必然反抗，談及“高雅的教義”將一種比最嚴厲的宗教更加專製的教規強加給“它的雄心勃勃而又卑躬低下的信徒們”；最後，還有談及花花公子的苦行主義的段落，花花公子把自己的身軀、行為舉止、感情、激情以及生存變成藝術品。對於波德萊爾來說，現代人並不是那種去發現自己、發現自己的秘密和他的隱藏的真理的人；他是那種設法創造他自己的人。這個現代性並不在人的自己的存在中解放人，它強製人完成製作自身的任務。
（4）最後，我僅補充一句：波德萊爾並不設想，這種對現時的諷刺性英雄化、這種為使現實改觀而同現實玩的自由遊戲、這種自身的苦行主義製作，會在社會自身或在政治團體中有其地位，它們隻可能在被波德萊爾稱作藝術的那個地方產生。
我並無意把發生在18世紀末的“啟蒙”這個複雜的曆史事件、把最近兩個世紀中在各種不同形式下出現的現代性態度歸結為這幾個特點。
一方麵，我曾想著重指出哲學的質疑根植於“啟蒙”中，這種哲學質疑既使得同現時的關係、曆史的存在方式成為問題，也使自主的主體自身成為問題。另一方麵，我曾想強調，能將我們以這種方式同“啟蒙”聯係起來的紐帶並不是對一些教義的忠誠，而是為了永久激活某種態度，也就是激活哲學的“氣質”，這種“氣質”具有對我們的曆史存在作永久批判的特征。
a、否定方麵。
（1）這種“氣質”首先意味著拒絕我欲稱作對“啟蒙”“敲詐”的東西。我認為，“啟蒙”作為今天我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賴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體製的、文化的事件的總體，它是一個特殊的分析領域。我還認為，“啟蒙”作為通過直接關係的紐帶而把真理的發展同自由的曆史聯係起來的事業，構成了一個至今仍擺在我們麵前的哲學問題。最後，我想，正如我在談到康德的這篇文章時曾試圖表明的那樣，“啟蒙”確定了某種哲理探討的方式。
這並不意味著必須支持或反對“啟蒙”，更確切地說，這乃是意味著必須拒絕可能以簡單化的或權威的形式表現出來的要求：或者你接受“啟蒙”，那你就仍然留在理性主義的傳統裏（有人把這看成是必須肯定的，而另一些人則把這看成是應當指責的）；或者你批評“啟蒙”，那你就會設法擺脫這些理性原則（這一點也同樣可能被理解為好的或壞的）。以設法確定在“啟蒙”中可能有好的或壞的因素的方式，把“辯證”的細微差異引入這種對啟蒙的敲詐中，這絕不是擺脫了敲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