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批判並不設法使形而上學成為可能，並最終使之成為一種科學，而是設法盡可能深遠地重新推進自由之不確定的作用。
（2）但是，為了不僅僅對自由作單純的肯定或對之作空洞的幻想，我認為這種曆史批判態度應是一種試驗性的態度。我的意思是，這項對我們自身進行界定的工作，一方麵應當打開曆史性調查的領域，另一方麵，應當經受現實和現時的考驗，這既是為了把握住變化的可能性和方向，也是為了確定這種變化的準確形式。這意味著這種我們自身的曆史本體論應當避開所有一切所謂的總體的和徹底的方案。事實上，我們從經驗中得知，企圖逃避現時的體係以製定出另一種社會、另一種思維方式、另一種文化、另一種世界觀的總綱領，這隻能導致最危險的傳統卷土重來。
與20世紀中最糟的政治製度老調重彈什麼新人的諾言相比，我寧願選擇20年來在有關我們的存在方式和思維方式、權力關係、兩性關係以及我們觀察精神病或疾病的方法等領域中所發生的那些十分確切的變化，我寧願選擇在曆史分析和實踐態度的互相關係中所發生的那些甚至隻是部分的變化。
因此，我將把我們自身的批判的本體論所特有的哲學氣質視作一種對我們能超越的界限的曆史-實踐的檢驗，因此，也就是視作我們自身對自身（這被視作自由的存在）的工作。
（3）當然，提出下麵的看法完全是有道理的：如果局限於這一類始終是部分的或局部的調查或檢驗是否有被我們可能既未意識到也無法控製的更為廣泛的結構所左右的危呢？
對此，有兩種回答。確實，應當放棄對有朝一日會取得這樣一種視角的期待，這種視然能使我們取得對可能構成我們曆史界限的那種東西的完整的和確切的認識。從這種觀點出發，我們從我們的界限和對這些界限的可能的超越中所取得的理論和實踐經驗，在其自身中始終是受限製的、被確定的，因此是要重新開始的。
但是，這並不是說一切工作隻有在混亂和偶然中才能完成。這項工作有其普遍性、係統性、同質性以及它的賭注。
它的賭注。這是由人們稱之為“能力和權力（關係的）悖論”來標誌的。我們知道，18世紀或18世紀的一部分偉大諾言或叫作偉大希望在於：技術能力對物所發生的影響與個人相對於他人的自由同時地並成比例地增長。此外，我們可以看到，縱觀整個西方社會的曆史（西方社會的奇特命運也許正紮根於此；它是如此奇特，以致其發展軌跡同其他社會相比非常不同，非常具有普遍性，甚至淩駕於其他命運之上），能力的取得、為自由而作的鬥爭構成了持久的因素。然而，能力的增長與自主的增長之間的關係並非如18世紀所想象的那麼簡單。我們已看到，權力關係采取何種形式是依各種不同的技術為轉移的（不管這是以經濟為目的的生產，還是以社會調整為目的的機製，或是通訊上的技術）：集體的和個體的紀律，以國家權力、社會需要或居民區域需要的名義推行的正規化程序便是例證。關鍵在於：如何把能力的增長與權力關係的強化分離開來？
同質性。它導致了我們稱為“實踐整體”的研究。在此，被當作參考的同質領域不是人對自身的表白，不是在人不知道的情況下決定著人的各種條件，而是他們之所為及其方式，也就是組織做事方式的理性形式（可以稱此為他們的技術方麵）；還有自由——人以這種自由在這些實踐體係裏行動，對他人的行為作出反應，直至在某些方麵更改遊戲規則（這就是可稱為實踐的策略方麵）。這些曆史批判的分析的同質性便是由這個實踐的領域以及其技術和策略方麵所保證的。
係統性。這些實踐的整體隸屬於三個大的領域：對物的控製關係領域，對他人的行為關係領域，對自身關係的領域。這並不意味著這三個領域完全互不相幹。我們知道，對物的控製是通過與他人的關係進行的；而同他人的關係總包含著同自身的關係：反之亦然。這裏說的是三條軸線，必須對它們的特性和相互關係作分析。這三條軸線就是知識軸線、權力軸線和倫理軸線。換言之，我們自身的曆史本體論要回答不斷增多的一係列問題。它涉及到數目不定的可隨意增加和詳細說明的各種調查。但這些調查的每一個都將符合下述係統化：我們怎樣構成行使或承受權力關係的主體，以及我們怎樣構成我們行為的道德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