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十分喜愛刀劍，把刀和劍當作革命的利器。在《寶劍歌》中，她寫道：“千金市得寶劍來，公理不恃恃赤鐵。死生一事付鴻毛，人生到此方英傑。”“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龍泉壁上鳴。”在為革命奔走的過程中，秋瑾幾乎刀不離身。
成年後，秋瑾嫁與湖南湘潭王廷鈞。1903年，她隨夫移居北京，目擊被八國聯軍劫後的慘象，更加激起了她對清政府及其洋主子的痛恨。同時，秋瑾閱讀了《革命軍》、《浙江潮》等書刊，她的革命熱情更加高漲。翌年春，秋瑾衝破封建家庭的束縛，離別子女，自籌盤纏，隻身赴日本留學。秋瑾抵東京後，先補習日文，後入青山實踐女學校讀書，並積極投身到民主革命洪流中去，組建旨在“反抗清廷，恢複中華”的實行共愛會、十人會。秋瑾結識孫中山、陶成章等誌士仁人，共商革命大計。她創辦《白話報》，鼓吹革命，提倡男女平等。
回國後，秋瑾經徐錫麟的介紹，加入光複會。1905年7月，秋瑾複赴日本，又加入中國同盟會，並被推為同盟會浙江主盟人。從此，在孫中山的領導下，秋瑾以更加高昂的革命熱情投入反清鬥爭。她先後在上海創辦中國公學和《中國女報》，又在紹興明道女學堂、吳興潯溪女校執教，啟迪民智，鼓勵人們參加爭取民族解放和婦女解放的鬥爭。她積極聯絡革命誌士和各地會黨，從事武裝起義的各項準備工作。
1905年11月，日本政府與清朝政府勾結，由日本文部省頒布了所謂《取締清國留學生規則》，禁止中國留學生的革命活動，強迫留學生遵守清朝政府的法令。中國留學生八千餘人，利用停課等方式來抗議日本這一反動法令。同盟會領導人之一陳天華，為表示抗議投海自盡。在留學生舉行的追悼會上，秋瑾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主張全體留學生返回祖國，當她講到激動之處，隨手便從靴筒裏抽出“倭刀”，插於講台之上，並且大聲疾呼：“如有人回到祖國，投奔滿虜，賣友求榮，欺壓漢人，吃我一刀。”
1907年初，秋瑾接替徐錫麟主持紹興大通學堂的工作後，以此為基地，加緊培訓反清革命的武裝骨幹。她多次親赴金華等地籌組和發展革命武裝，組織光複軍，親擬革命文告，與徐錫麟計劃皖浙起義，同舉義旗。由於情勢緊急，徐錫麟於7月6日在安慶提前起事，不幸失敗被殺，波及紹興。7月13日，大通學堂被清軍包圍，秋瑾挺身迎敵，終因寡不敵眾而被捕。
秋瑾早已抱定為革命獻身的決心，在殘酷的刑審中，她始終堅貞不屈，保持革命氣節，隻留下“秋雨秋風愁煞人”這一壯烈的絕命詞。在鐵骨錚錚的革命黨人麵前，清政府無計可施，生怕久押生變，於15日淩晨在紹興軒亭口向她舉起了罪惡的屠刀。秋瑾的遺體葬於杭州西湖西泠橋畔，孫中山親筆題寫了“巾幗英雄”的匾額。
中國共產黨人陳獨秀
陳獨秀，原名慶同，字仲甫。安徽懷寧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的重要領導人之一。
陳獨秀的父親陳衍中生性淳厚，樂善好施，以教書為業。父親死時，陳獨秀還不到2周歲。5歲時，他被過繼給叔父。陳獨秀的祖父陳章旭對子孫非常嚴厲，外號叫“白胡爹爹”。當孩子們哭時，一說到白胡爹爹，就馬上停住不敢哭了。陳獨秀從6歲開始就被祖父逼著讀書，如果背書背不出來，祖父就要狠狠地打他，但是無論陳獨秀挨了怎樣的毒打，也從來不哭一聲。陳獨秀的母親看見兒子挨打，非常心疼，就哭著勸他好好讀書。陳獨秀一看到母親落淚，馬上就聽話了。陳獨秀就是這樣一個不怕打不怕殺的人，他的倔強性格在以後的生活和革命道路上也從沒有改變過。
陳獨秀一旦認準了目標，就決不會放棄，會一直奮不顧身地去追求。他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為宣傳民主和科學，反對愚昧和專製，不怕政府的壓迫，不怕社會的攻擊和家庭的反對，不怕斷頭和流血。他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為革命事業忠於職守。在漫長的革命牛涯中，他共坐過四次牢，從來沒有低過頭。
五四運動爆發後不久，由於反動政府鎮壓學生運動，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被迫秘密離京。在北大任職的陳獨秀也麵臨嚴峻的考驗。好友勸他離開，他氣憤地回答：“我腦筋慘痛已極，極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監處死，不欲生存於此惡濁之社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