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車上書”第二天，會試揭榜，康有為中了進士。他借機第三次上書皇帝。這次上書終於被光緒帝看到並受到其讚賞。這使康有為大受鼓舞，他第四次上書請求迅速變法。為了擴大影響，他還發起了維新派政治團體“強學會”，並創辦報紙《中外紀聞》。10月間，康有為到上海創辦了強學分會和強學書局，發行《強學報》。於是，維新變法運動就在全國範圍內轟轟烈烈地展開了。1897年，德國強占我國膠州灣，民族危機日益加劇，康有為第五次上書皇帝，痛陳變法保國之大義。年輕的光緒皇帝麵對內憂外患的局麵，終於決定變法求存。
後來，由於以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派的阻撓，變法運動失敗了，但是康有為曆盡艱辛向西方尋求救國道路的探索，卻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變法英雄譚嗣同
譚嗣同，字複生，號壯飛。祖籍湖南瀏陽，生在北京。他是自願為戊戌變法獻身的英雄。
譚嗣同出生在一個封建官僚家庭。在他12歲時，母親、哥哥和姐姐相繼死於白喉病，他本人也受到感染，但昏死三天後又蘇醒過來了，所以父親給他取名叫“複生”。譚嗣同的繼母對他肆意虐待，父親也對他日益冷淡。封建禮教的約束和家庭的冷漠，使少年譚嗣同對封建道德深惡痛絕，這成為他日後猛烈抨擊禮教綱常的思想淵源。
在譚嗣同的青少年時代，有兩個人對他影響很大，一個是文師歐陽中鵠，另一位是京城義俠“大刀王五”。歐陽中鵠非常推崇明末清初的愛國思想家王夫之和黃宗羲的學術和氣節。譚嗣同認真研讀了他們的著作，其中的民族、民主思想對他影響極深。“大刀王五”本名王正誼，他武藝高強，生性豪爽，喜歡劫富濟貧，行俠仗義。譚嗣同拜他為師習武，由於義氣相投，兩人結成了生死之交。
1884年，20歲的譚嗣同離家出遊，開始了長達十年的尋求經世濟民大計的漫遊生涯。在這“堪繞地球一周”的生活中，譚嗣同廣泛接觸社會，了解了人民的疾苦，加深了他對封建製度和清政府的不滿。馬關條約簽訂後，譚嗣同痛心疾首，寫下了一首摧人心肺的感事詩：“世間無物抵春愁，合向蒼冥一哭休。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此後，譚嗣同毅然投入到了維新變法的愛國運動中。
維新變法兩個月後，譚嗣同不顧大病初愈，趕到北京，在軍機處專門商討變法事宜。正當勇士們滿腔熱忱，為了祖國的富強而廢寢忘食地工作時，以慈禧太後為首的封建頑固勢力揮起屠刀，向這些愛國誌士們猛撲過來。9月初，慈禧太後和直隸總督榮祿密謀，準備趁光緒皇帝10月到天津閱兵之際發動兵變，推翻新政。形勢急轉直下，手無寸鐵的光緒帝急忙和譚嗣同、康有為等人商量對策。大家一時慌亂起來。在這萬分危急之時，譚嗣同自告奮勇去找當時統率新建陸軍的袁世凱，要他在閱兵時殺死榮祿，保護皇帝。老奸巨猾的袁世凱當即滿口答應，並表示“殺榮祿就像殺一條狗一樣”。為了防止袁世凱變卦，譚嗣同臨走時又試探他說：“這一次報皇帝的恩，救皇帝的難，立奇功大業，在於你；如果貪圖富貴，向太後告密，殺了我，你可以升大官。”陰險狡詐的袁世凱馬上滿臉堆笑，並發誓說決不做那種見不得人的卑鄙勾當。可是譚嗣同走後，袁世凱馬上向榮祿告了密。9月21日淩晨，慈禧太後迅速將光緒帝秘密囚禁，並下令追捕改良派。變法人士紛紛出逃。很多人都勸譚嗣同趕緊出走，他的武師“大刀王五”以性命相許，保他出城，但是都被他毫不猶豫地拒絕了。他說：“各國變法，都是流了血才成功的。但是，現在中國還沒有聽說有因變法而流血的人，這也許就是我們祖國之所以不昌盛的原因。那麼，這種為變法而流血犧牲的事，就從我譚嗣同開始吧！”
9月25日，兩個清兵突然闖進譚嗣同的住處，譚嗣同從容被捕。在獄中，譚嗣同沒有絲毫的恐懼和悲痛，因為他早已作好了為變法獻身的準備。在監獄的牆壁上，譚嗣同慷慨題詩：“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張儉和杜根都是漢代人，因受權貴迫害，奔走逃命。“兩昆侖”說法不一，一般理解是：一指康有為，一指大刀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