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有部長這句話，工人們還有啥擔心的！
9月13日，工地上的鑽工們就開始在“鬆基三井”完成鑽探的地下1357米至1382.4米之間的三個油層進行射孔。此間，滲水的原油從孔內漸漸湧出……經過二十天如此來回的提撈，孔內湧出的水越來越少，油卻越來越多。
至9月26日，終下人們期待的黑色原油如巨龍一般從千米地下滾滾地噴湧而出，在大平原上蔚成奇觀！
鬆遼大地沸騰了！
北京的地質部機關、石油部機關沸騰了！
還有中南海……
“傳俊，油油！出油啦！”這天，黃汲清下班回家，腳剛跨進門檻就衝著廚房裏正在忙碌的老伴嚷嚷起來。
老伴嚇了一跳，圍著灶台左右前後瞅來瞅去，很懸奇怪地：“哪兒出油呀？”
“鬆遼！鬆遼出油啦！”黃汲清一邊樂一邊將老伴一把從廚房裏拉出來，然後從包裏取出一張地圖鋪在飯桌上：“喏，這兒出油啦！”
老伴這才恍然大悟：“就是前些年你說有油的東北那塊地方？”
“沒錯沒錯。可過去我一育是預測，現在油真的從地底下冒出來了!龜兒子喲，聽說那油冒得老高老高喔！”黃汲清手舞足蹈，嘴裏不停地嚷著，“有油了！這下我們不缺油啦！噢，油浪滾滾喲……！”
“爸爸，你別嚷嚷r好不好！”大兒子突然從自己的房間衝出來，雙手捂住耳朵叫了一聲，然後又轉身把房門“砰”的一聲狠狠地關上了。“油，油油，我聽到這個字就煩！”裏屋，兒子又憤怒地喊了一句。
“這個小子，他發啥子神經啦！”黃汲清不知咋回事，方才的興頭一下沒了。
老伴頓時捂著臉，低聲抽泣起來。
“出什麼事了？快說呀！”黃汲清急了。
“大學沒錄取他，學校說他思想右。把他分配到京郊昌平的一個山溝溝。”老伴長歎一聲，指指旁邊兩個已經打好包的行李．說：“這不，明兒一早他就得去那兒報到。”
“說他思想右？他才幾歲呀！”黃汲清火了。前年“反右”時他就因為說實話吃夠了苦頭，有人差點給他戴上一頂永世不得翻身的“右派”帽子。後來雖然何長工拔刀相助，可如今“漏劃大右派”的陰雲仍尤時無刻不在頭頂上晃悠。兒子才一個中學生，怎麼可能“思想右”嘛！不可思議。
黃汲清有三個子女，一安二予。老大是女兒，叫潔生，老二是兒子起名為浩生。最小的也是兒子叫渝生。三個孩子都生在重慶，當時國家正處於危急與動蕩年代，黃汲清用“浩劫餘生”四個字給兒女起名，意在讓後代記住這段不尋常的歲月。要說命，大兒子浩生算是最不好的了。當年生他的時候，黃汲清夫婦剮從南京遷移到重慶北碚，日本人的炸彈成為小浩生的“催生婆”。半歲時，一場肺炎差點使小浩生夭折。幸虧父親到一位留洋回國的醫師那兒耍回了一個藥膏。小浩生自幼聰明，十二三歲就給人科學家的父親裝了台小收音機。黃汲清一生關心時事政治，斯大林去世的消息就是通過兒子裝的那台小收音機知道的。1954年全家搬到r北京。正在上初中的浩生聽說北京四中好，一考便被錄進了四中高中班。他的目標是成為未來的清華大學生。浩生繼承了父親的血緣，學習成績好，說話辦事直爽，是班上的學習課代表？共青團員。後來“反右”鬥爭的風暴也刮進了學校。刷組織讓每個團員寫“交心”材料。浩生對當時兩件事看不慣，一件是學校操場上擺滿了小鍋爐，讓學生上課時間去煉鋼；一件是有位教課很好的物理老師被打成了右派。他把對這兩件事的看法寫進了“交心”材料，並交了上去。1959年元月．高考開始，浩生充滿信心地報了清華無線電專業，並且考了很不錯的分數（數學得了100分，這個分數黃浩生本人當時不知道）。可是錄取榜上卻沒有他的名，而一些分數比他低的卻榜上有名。浩生急了，問班主任是息麼回事。班主任瞥了他一眼，說了…聲“你也想進大學呀”就再沒理他。後來母親得知後找到了學校。班主任很詭秘地說：“你這孩子，就憑他的思想，哼，好在學校沒在高中生中劃右……”母親聽後嚇了一跳，這言外之意是，倘若上麵發話對中學生也可以劃右派，那黃浩生肯定是頭一個。就這樣，“漏劃大右派”的“右派傾向”兒子，最後被分配到京郊昌平當了一名山區老師。
“噢，他們讓年輕人說實話，可說又整他們，這是什麼玩藝兒！”黃汲清又要罵人了。然而，我們的這位可以弄清楚幾千米地下奧秘的科學大師，除了罵一聲“什麼玩藝兒”之外，他對當時的政治氣候不僅十分的無可奈何，而且內心深處充滿了恐懼。從那起，大師的心中一直是十分的痛苦和憂鬱。他很少說話，事實上別人也不怎麼讓他有說話的地方和空間了。
1960年6月1日，當第一列滿載大慶油田原油的火車，從薩爾圖站駛出鬆遼大地，宣告這個新發現的中國最大的世界級油田開始為共和國騰飛正式出力時，而黃潑清這位油田的發現者．此刻抱著瘦弱的病體，從附近的一家小糧店背回一小口袋麵粉，準備為他正在山溝裏挨餓的兒子寄去……
“兒子，爸爸很對不起你。從小到大，爸爸從沒有管過你的學習、生活，可萬沒有想到，爸爸卻把‘右’的思想帶給了你……”黃汲清一直到臨終，他總感到自己這一輩子惟一做了一件對不起兒女的事，就是自己有意無意把自己右的思想傳染給了大兒子，害得大兒子上不了大學，幾十年一直呆在山坳坳裏。
大師在自身的心靈受到嚴重摧殘時，還不止一次懷著這樣的負疚感，給大兒子浩生寫信念叨著自己的不是。
采寫此處時，我很想知道大師這位大兒子的後來情況。黃汲清的家人告訴我，他們家的“大公子”脾氣有點那個，前幾年從昌平山村返城後住在父親家，後來因擁擠叉搬了出去獨住著。
一個星期五的下午，我來到離“紫禁城”僅百米之遠的甫池子一個破舊不堪的四合院的最靠底左側的“耳房”裏，找到了黃浩生。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我足無論如何也不會相信這就是一代中國名院士後代的“家”：兩間平均不足十米的頂棚散落著柬束煙塵的小屋，除了兩張床和兩個供老大備課、兒子寫作業用的桌了_外，中間便是一條人對行需要側身的窄道。黃浩生現在是北京某中的高中數學老師。他的右腿已殘，隻能靠支著拐杖走路。我問他怎麼得的病。他也說不清，說是二十多年前在昌平山溝裏教書時就慢慢患上了，近幾年更重些。1983年落實政策回城，因為不能上樓房，故這所中學成r他惟一選擇，因為全北京市隻有這所中學全是平房，他的拐杖支撐不了那些有樓房的教室。
黃浩生老師告訴我，他在京郊昌甲的一所山村中學呆了二十四年。那時他才18歲，天真、燦漫，對未來充滿幻想，這是一個人學習、深造的黃金歲月，但他被剝奪丁這種權利，從大都市的高樓深院中，突然被拋至遍地石頭、上路和青蒿的山坳裏。難道這就是我今後永遠生活、工作的地方？剛去時，他悲觀、失望過，時常在夜色蒼茫的傍晚，獨自在村外的一棵大樹下麵對西照的晚霞偷偷流淚……他埋怨命運為什麼這樣不公正？采訪時，他抬起一隻手給我看，那上麵是一道深深的疤痕。那時黃浩生所在的學校不通電，每天晚上備課隻能用煤油燈。他手掌上的疤痕，就是當年擦燈罩時劃破的。
也許足父親的血統關係和父親在困難麵前那種樂觀精神的影響吧，黃浩生在命運的巨大打擊下並沒有沉淪。當他站在講台前麵對穿著破爛但充滿稚氣、渴求知識的上百個農家娃兒的天真的眼睛時，他感到心靈在升華，感到有責任把科學知識給他們，帶領他們在歐幾裏得的數學天地裏暢遊，這時他重新感到了生活的意義——盡管有時是痛苦的，但卻異常珍貴。
1978年，知識分於的春天來到r。四中黨支部給黃浩生糾iF了畢業時的政治結論。這時，也隻有這時，他才有了繼續學習的機會，他以數學100分的成績考上了北京電大數學專科。1985年，44歲的他叉通過自學考上r北師大本科函授班。每逢星期日，他一早就騎著…輛破舊的自行車，肩上挎著書包，書包裏裝著書本、講義和一隻印有“跟著毛主席在大風大浪中前進”的搪瓷杯（瓷杯用處很大，既可作喝水用，又可在中午泡方便麵），他與一些與他兒子同齡的年輕人一起聽課、做作業、考試……47歲時，他終於圓了自己的夢——當一名大學生。這個夢，對他來說，整整遲了三十年。也許是血管裏流的畢竟是書香門第的血液吧。他說，他渴望學習，要不是當時已到47歲，又有家庭的繁重負擔，他還想去考研究生、博士……
如今，黃汲清的這位大兒子還是每天拖著殘腿堅持到校上課，他已是這所中學的教學骨幹，像他父親一樣對事業異常執著。
我問他對自己的父親怎麼看？有沒有因為父親的原因在山溝裏呆了幾十年而記恨過父親？黃浩生直率地說：“如果說我繼承了父親耿直不阿的秉性倒是真的。父親18歲在北洋大學上學時對政治有濃厚的興趣。也真奇怪，18歲的我在四中上學時如果當時對政治不那麼敏感、關心的話，也不會在後來遭此厄運了。而那時的我卻偏偏什麼都想問個‘為什麼’，在那個時代有後來的遭遇也就是必然了。對這些，父親沒有，也不應該有任何責任。相反，我倒要感謝他，是他的剛強性格、麵對任何困難而不被屈服的樂觀向上的氣質，探求真理、勤奮好學的家風影響和遺傳給了我，使我在茫茫大海中沒被淹沒，並努力像父親一樣，追求自己執著的事業……”
是的，在這方麵或許兒子永遠無法與父親相比。黃汲清是大海，是高山。當大海和高山被無情地填塞相淹沒後，那種靈魂的摧殘與肉體的折磨，隻有高山大海自己清楚。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隻因“階級鬥爭為綱”，一夜間，友人反目成敵人……
曆史自有公論：中國地學的豐碑本不屬一個人。
1964年4月加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大慶精神大慶人》的長篇文章。這是中國第一次向外界公開大慶油田。在這之前，大慶油田一直屬於保密範圍。
我們的最高當局選擇了這樣一個年份向世人透露一個偉大的發現，無疑是有著巨大的政治意義。這個意義正如毛澤東當時接見一位阿爾及利亞客人時說的：“帝國主義分子前不久還叫囂中周政府要垮台，現在不做聲了，因為還沒有垮，而且更硬氣了。”（見美R．特裏爾《毛澤東傳》364頁）在毛澤東眼裏，當時最危險的“帝國主義分子”是鄰國的蘇聯。
在五十年代末期至六十年代初的六七年間，中國這個誕生不久的共和國，在人為和自然因素的交叉襲擊下，麵臨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在身後，是六萬萬人民的饑荒與貧困；在前麵，是東南兩北全方位的“反華”包圍圈。大慶油田的發現，是毛澤東一生中最興奮的事件之一。1964年的這一年中，中國還發生了另一件令毛澤東歡喜鼓舞的事，即第一顆原子彈的成功爆炸。
大慶油田和原子彈，為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解除了來自前後的沉重壓力，共和國由此在國際舞台上開始以新的形象出現。
如果說原子彈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與帝國主義為代表的一切反華反共勢力進行較量的砝碼，那麼，大慶油田則可以比作社會主義共和國奔向現代他強國的列車軌道。
毛澤東看重大慶油田是站在政治家的政治角度。他褒獎為人慶油田的發現與開發的有功之臣，絕非亞於與他一起打天下的共和周開國元勳們。在石油係統，毛澤東褒獎了餘秋裏、康世恩和“鐵人”王進喜。在地質係統，李四光成了他的“紅人”。應該說，毛澤東對石油部、地質部這兩個“親兄弟”的褒獎是公平的。但是，由於後來的曆史走向，出現了激劇的政治運動，這種“公平”則隨之也暴露出了嚴重的不公平隱患。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從本世紀六十年代中葉開始，毛澤東的威望到了巔峰狀態。他的一句好話、一個褒獎，總是帶著濃重的政治色彩——這種政治色彩即是他老人家一貫所奉行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哲學。最後也導致了後來出現曠日持久的關於在大慶油田發現問題上的名利之爭。
大慶油田發現與開發的開始幾年裏，正如前麵所言，石油部和地質部其實從未因誰功勞大誰功勞小出現過公開或者背地裏的摩擦。這種名利之爭，在科技工作者裏麵，也不曾出現，至少黃汲清等一批大師從沒想過什麼個人的名與利。為社會主義建設貢獻力量，是五六十年代廣大中國知識分子共同的心願和崇高情操。隻是後來的政治勢態發展，迫使我們的科技工作者必須起來捍衛自己應有的尊嚴而已。
人來到這個世上，誰都有維護和捍衛自己尊嚴的權利。然阿，中國的廣大知識分子為r維護和捍衛自己的尊嚴，卻付出了不堪同首的代價。
“文化大革命”是他們經曆的最漫長、最黑暗的作為人的最基本的尊嚴得不到保證的歲月。那歲月，大多數知識分子被當作發臭的垃圾推進垃圾筒，或者幹脆挖個政治的坑給埋起來。
說毛澤東的晚年是一個悲劇，是因為他老人家的頭腦中有過多的敵人。他在國際事務中把“帝國主義”的概念無限度的延伸，造成了中國的極度孤立；在國內，老人家的敵人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昀當權派”和那些“本質上就反動”的知識分子。
黃汲清被劃歸為那些“本質上就反動的”知識分子一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