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學術思想，在全部中國學術思想史中占著很燦爛的一頁。
清初大師如王夫之等，類皆明代遺老，其言論，其思想，其行動，均染上很濃重的“民族的”彩色。王氏之“殲之不為不仁，奪之不為不義，誘之不為不信”的民族主義，雖含有多量的報複成分，然其為民族而不屈不撓的精神，已足以喪今日民族敗類之膽。而清末章炳麟之“愛國之念，強國之民不可有，弱國之民不可無”的民族平等主義，幾可以與孫中山先生之民族平等主義異曲同工。
其次，清初諸大師如顧炎武等自身感受明代地主政權淪落的慘痛教訓，莫不孜孜於地主自救運動的策劃與實踐。顧氏采取由徐光啟、李之藻所介紹過來的西洋科學方法，考證名物訓詁，究古今治亂之跡，開清代考證學之先聲，在清代學術史上辟一新園地。但是，由於考證學之不正軌的發展，如閻若璩，如惠棟改變顧氏以考證學為治學手段的觀念而易以以考證學為治學目的的觀念，以至發生“為考證學而治考證學”的信念，確非顧氏創始時所料及。這固然是清代思想發展上的障礙；但在另一方麵，對於古籍文字的訓詁，材料的辯偽，獲得偉大的成果，給今後治中國史者以種種方便。
戴震說“遏欲之害，甚於防川”，道破了宋儒“無欲”、“絜欲”之說的欺騙性、虛偽性，較之王夫之之所雲“天理在人欲中”之說，更要澈底。宋儒性理之學，經王夫之之抨擊，而瀕於破產；經戴氏之再度抨擊，而根本肅清，促進中國的人生哲學回複到“現實”之門，戴氏與有為焉。蔣方震讚翊戴氏之說為“震古鑠今”，也不是毫無根據的。
曾國藩、張之洞等的洋務運動，雖在企圖充實封建社會的機構；但是新興布爾喬亞的思想、文化，都在洋務運動的進展中而萌芽、生長，推翻滿清的革命分子，實有不少是從曾國藩所遣派留洋的聰穎子弟所轉變過來的；推翻滿清首義地的武漢，正是張之洞為維持滿清封建政權而建立新軍的根據地。所以，曾張洋務運動雖在為滿清異族圖謀，而結果卻給中國思想文化的新生樹立了相當的物質基礎。不過，曾張隻看到西洋的“藝”是中國所沒有的，所以喊出“學夷技以製夷”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來吸收西洋的物質文明，並沒有意識到西洋有甚麼“道”。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不僅重視西洋的“藝”，而且重視西洋的“道”，他們企圖把西洋的整個文化搬運到中國來，代替中國固有的文化。在政治方麵，正式的提出建設民主政權，在曆史上有名的“戊戌維新”運動，即基於這一觀點而爆發的。他們以英勇的、奮鬥的、犧牲的精神，來實現他們政治上的期望。雖然譚嗣同等在封建勢力反動之下作了壯烈的犧牲，卻已展開了中國革命流血的序幕。
康有為梁啟超的文化革新運動，即是他的維新運動的一麵。康氏把數千年來封建社會所宗奉的經典在一個“偽”字和“孔子托古改製”的口號下，予以否定。梁氏“則自荀卿以下漢唐宋明清學者掊擊無完膚”，對於中國過去及現在的政治文化道德有嚴厲的批判與檢討。在另一方麵，對於西洋布爾喬亞的政治、文化、道德有詳盡的介紹與宣揚，在中國文化的啟蒙運動上盡了不少的推動作用。我們可以說，有了“戊戌”的維新運動的蓄積，才有“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爆發。“五四”時代陳獨秀、胡適、錢玄同諸先生所主持的新文化運動，還是“戊戌”文化運動的發展，陳胡錢不過是康梁的承繼者。現在，“五四”文化運動的任務尚未完成，我們自然有繼續“五四”文化運動而開展的必要，也可以說，我們還是要繼承“戊戌”未完成的文化運動。“五四”文化運動的內容，就是“科學”與“民主”，現在國難日急，我們更需要把“科學”與“民主”兩者，普遍到全民族各個階層裏去，以作為武裝全民族思想充實全民族智能的武器。“戊戌”的維新運動，“五四”的文化運動，以及現在的救亡文化運動，都是中國的啟蒙運動。“戊戌”是啟蒙運動的萌芽期，“五四”是啟蒙運動的長成期，現在的救亡文化運動，是啟蒙運動的完成期。這三個時期的精神是一貫的，而且是發展的，“五四”文化運動是“戊戌”文化運動的發展，現在的救亡文化運動，又是“五四”文化運動的發展。我們從事救亡文化運動的文化工作者不要忘記了“戊戌”文化運動諸位大師，我們要接受他們文化運動的優良的經驗，來完成現在的救亡文化事業。
一九三六，一二，二六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