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認為，農民工的權益保護和社會保障問題集中反映著農民工在我國經濟社會結構中的底層地位、我國經濟社會政治製度中的人文缺失以及遙距憲政國家的漫漫前程。
（二）農民工的城市融入與市民化問題
在這些訪談實錄中，我們時時感到的是這些農民工對城市融入的渴望和無助、對社會排斥的憤然和無奈以及對身份認同的痛苦和茫然。
城市融入過程大致可分為經濟、社會和心理等諸多層麵。目前，我國農民工城市融入度很低，表現為農民工與城市的關係還僅僅限於經濟上的交換關係，即農民工付出勞動然後獲得相應的報酬。而從城市社會的其他方麵來看，農民工實際上還是被拒於門外的，這就是城市對農民工的“經濟吸納，社會拒入”的現狀。農民工在職業、居住條件等方麵，大多數處於明顯的劣勢位置，這直接導致了他們在社會層麵與城市居民接觸、交往的困難，而交往、接觸的困難又直接阻礙了農民工的城市歸屬感、價值認同觀念的形成，最終造成農民工的城市融入度很低。隨著我國社會轉型的不斷深入，農民工作為整體必然要在城市生存下去，並向市民轉變。如何加快實現轉變，使他們盡快在城市紮根，是擺在政府、學者以及社會各界麵前的一項重要課題。
以戶籍管理製度為標誌的城鄉分割製度是農民工城市融入的最大障礙。戶籍身份製度是中國社會特有的“社會屏蔽”製度，它將社會上一部分人屏蔽在分享城市的社會資源之外。其直接後果是造成城市農民工身份與職業、角色的背離，農民工通過職業非農化的過程完成了從農民到工人的職業角色轉換，但從身份上看，他們依然是農民。“市民”和“農民”仍然是區分社會等級的一個重要標準。除了戶籍製度的製約，城市社會的各種組織團體對進城農民工的關注和容納不夠也是造成農民工城市融入度低的重要原因。無論是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行政組織、職業組織和社會團體等，還是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發展而建的社區組織、文化團體、福利組織等，農民工都很難進入，最突出的是工會組織和城市居民社區沒有對進城農民工必要的承納與整合。同樣，城市社會歧視也製約著農民工的城市融入，諸多政策性歧視和市民歧視阻止了農民工對城市的認同，加深了農民工與城市和市民的“鴻溝”。當然，農民工群體自身因素也是阻礙其城市融入的直接原因。農民工的社會交往網絡是圍繞著血緣、地緣和業緣等同質關係構成，並影響農民工生活世界的建構過程。同樣，農民工的文化素質低，思想價值觀念落後，生活方式傳統也不利於其融入到城市社會生活中去。
在這些訪談中，我們發現，農民工似乎對社會生活和文化認同等方麵的排斥反應強烈，而對經濟（勞動力市場）排斥並沒有太多的怨言。當然，這並不表明沒有經濟排斥，而是農民工自身在勞動力市場上處於非常弱勢的地位，他們所從事的大多是城鎮勞動力不願做的工作。還令我們意想不到的是，在這些訪談中，不少收入和經濟社會地位相對較低的農民工，卻意外地具有比較積極的社會態度。這提示我們要全麵認識農民工的真實的社會態度和行為取向。
實際上，我們還不難發現，這些訪談對象大多居住在城郊結合部。這就涉及一個很容易為人們所忽視的社會排斥問題，即居住空間隔離問題。現實中，隨著舊城改造與城市空間不斷擴張，越來越多的城市農民工從原先棲身的“城中村”被擠到“城郊村”，城市農民工住居邊緣化與空間隔離現象越來越明顯。這種居住邊緣化給農民工城市生活帶來嚴重的負麵影響，即交通成本越來越高，居住環境不斷惡化，社會隔離感也越來越強；好處也有，租金低廉，同鄉聚集，子女教育容易得到解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管理缺位，城郊農民工集中聚居區正向貧民窟方向發展。
農民工市民化，意味著農民工的社會角色、社會關係、社會權利、文化行為方式、社會組織、社會結構等的轉型、銜接或適應，其內涵包括農民工如何由從事農業生產轉變為從事非農業生產，並且由城市次屬的、非正規的勞動力市場上的農民工轉變為首屬的、正規的勞動力市場上的非農產業工人；由居住在農村社區轉變為居住在城市社區；由農村戶口轉變為城市戶口以及農民工自身素質的提高和文化層麵的轉化；等等。從這個意義講，我國農民工市民化進程還任重道遠。
（三）農民工的社會支持與社會交往問題
農民工離鄉背井來城市打工，由於脫離或部分脫離了原先農村社區的社會關係網絡，但又難以在城市建立新的社會關係網絡，從而不能滿足正常的社會心理需要，以及從社會關係網絡中獲得發展資源，難以融入城市社會。而很多時候，他們往往又遭受到來自社會各方麵的排斥與壓迫。在這些訪談實錄中，我們清楚地看到，農民工的社會支持和社會交往對於支撐農民工在城市社會中生存和發展至關重要。
社會支持一般包括實際支持、情感支持和社會交往支持（VandelPoel，1993）。對處於弱勢地位的農民工而言，非正式社會支持關係如血緣關係、親緣關係、地緣關係以及其他社會關係，一直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有關研究表明，農民工社會支持網具有規模小、緊密度高、趨同性強、異質性低、網絡資源含量較低等特點。
從這些訪談中我們不難發現，農民工家庭自身的支持對農民工的打工生涯是非常關鍵，尤其是家庭的實際支持和情感支持。夫妻之間、父母之間、兄弟姐妹之間、親戚朋友之間的相互支持與相親相愛是相當重要的，它在很多時候能減輕農民工的被排斥心理，從而讓他們在城市中獲得一種歸宿感。在很多情況下，盡管生活是艱辛的，但他們不曾抱怨，相反，夫妻的相親相愛、家庭的和睦安定讓他們感受到了生活的快樂與滿足。
然而，也應該看到，當社會關係網絡成為農民工得以流動的主要社會機製，強關係雖有助於農民工獲得信息、經濟和精神的支持和幫助，但是卻難以使他們實現更大的社會地位的躍遷和提高，這也是農民工大多停留在水平流動上的一個主要原因。
還可能為人們忽視的是，不論什麼樣的人口學特征，農民工社會支持關係很少，社會討論關係更少。就社會支持而言，農民工在實際支持和社會交往支持方麵較少，在情感交流方麵就更為缺乏。造成這種情況的可能原因是，農民工交流主要發生在流動地帶出的以血緣、地緣為主的初級關係，以初級關係為基礎的次級關係還沒有完全建立。農民工的社會討論主要發生在有社會支持關係的小群體間，而且不同工作環境、不同性別農民工討論的關注點大概也不盡相同。
（四）農民工的人力資本與技能培訓問題
在這些訪談實錄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農民工整體素質不高，是造成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的競爭能力、就業能力和維權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
社會流動理論認為，個人地位的變遷與先賦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有關。在傳統社會中，人們社會地位的獲得主要依靠先賦性因素，在現代社會中，人們社會地位的獲得更多地依靠自致性因素。我們在這些訪談中也發現，農民工的向上流動受先賦性因素影響較少，個人的文化程度和技能往往是決定其向上流動的主要因素，換言之，農民工通過教育和技能培訓能夠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能夠更大程度地實現向上流動。農民工向上流動的途徑主要有以下幾種：一是通過學習專業知識，比如在業餘時間通過學習營銷、法律、機械、電子等專業知識，獲得大專或更高的文憑；二是憑借個人良好的個性品質和能力，比如吃苦耐勞、踏實肯幹等個性品質，或者具有某一方麵特殊的技藝和能力；三是善於把握機會，比如結識上層人士，理順“人脈”等；四是通過婚姻關係或者其他途徑。但從總體來看，真正實現向上流動並得到城市社會認可的農民工在總體中所占的比例很小。
目前的實際情況是，大部分農民工缺乏職業技能，缺少基本技能和技術操作規程的培訓，日複一日在勞動密集型行業幹著低附加值、低回報的工作，無法提升人力資本。大多數農民工隻能以現有的技能去找工作，沒有技能便無法工作，即使在工作也是很難得到企業提供的培訓，更不用說企業為他們提供職業發展規劃，他們的發展前景非常渺茫，也沒有正常的上升機製，大多數人隻能在低層的崗位上不斷換工作來求得生存。不難發現，農民工進入城市後，他們已有的人力資本（包括性別、年齡、來源地）已是先賦因素了，而文化程度、務工年限也很難改變，這就造成農民工人力資本存量的不足，隻能從事技術含量低、工資低、福利少的狹窄職業。因此，職業技能作為農民工人力資本的自致因素就顯得尤為重要，直接關係著他們在城市社會中就業機會、經濟收入、社會地位的獲得。
目前，我國農民工迫切需要從“體力型”勞動者向“技能型”勞動者轉變。事實上，許多農民工主動承擔了這種轉變，他們也意識到“農民工也要學技術”，他們想通過提升自己的職業技能，掌握維持生計和進一步發展的技術，做一個有知識、有文化、有技術、有理想的農民工。
在此意義上，我們認為，“職業培訓”對於農民工經濟地位（乃至社會政治地位）的獲得具有重要意義，是人力資本提升的主要內容，其重要性幾乎不亞於正規教育的作用。因此，提高農民工職業技能不僅關係到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大局，而且也關係到中國現代化、城市化建設的重大問題。忽視農民工職業技能的培訓和人力資本的投資，那麼農民工收入低和農民工素質低的問題就不可能解決，而且在農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進程中，由於缺少職業技能，沒有相應的職業身份，那麼農民工被城市社會排斥和邊緣化的問題也不可能解決。
（五）農民工的代際變遷與代文化差異問題
隨著時間的推移，城市中農民工主體已逐漸由出生於２０世紀六七十年代甚至更早時期的“第一代農民工”向出生於２０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新一代農民工”轉換，從而也隨之呈現出愈來愈顯著的代文化差異現象。
在這些訪談實錄中，我們可以清晰地感到新老兩代農民工對於生存、生活以及精神寄托、未來期望等的迥然差異。（1）在流動動機上，第一代農民工是相當明確的，就是為了賺錢，然後回家蓋房子、娶媳婦、養孩子，他們大多沒有留在城市的想法。而新一代農民工在考慮賺錢的同時，更多是出於改變生活狀態和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目的。（2）在思想觀念上，新一代農民工開始關注個人價值的全麵實現，他們對公正待遇的訴求比父輩更為強烈，對勞資關係調整的影響力比父輩大得多，表現出較強的“反叛”精神。相對來說，第一代農民工大多是逆來順受的，對於不公正待遇往往隻能忍氣吞聲，甚至采用消極的處理辦法。（3）在城市融入上，新一代農民工希望通過進入城市打工離開窮苦的農村，變成真正的城裏人，打開新的生活局麵。他們不那麼在意戶籍製度所賦予他們的農民身份，而趨向於看重社會對他們身份的認定。正是因為他們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把自己看成是農民，而是一個有可能融入城市的潛在城裏人，因此年輕務工者普遍有強烈的融入城市生活的意願。而第一代農民工就不是這樣，他們永遠融不進城市人的生活中，當然他們也不太想融進城市人的生活中，他們永遠認為自己是農村的人，城市隻是他們完成賺錢使命的場所，那個遙遠的村莊才是他們魂牽夢繞的家園。（4）在就業選擇上，新一代農民工不再繼續接受父輩那樣的“低廉勞動力”的命運，議價意識和能力迅速提升。第一代農民工是從農村到城市的轉移，新一代農民工則是從“差”的企業到“好”的企業，從“差”的城市到“好”的城市的轉移，雖然後者並不一定是他們最後的歸宿。新一代農民工已經越來越能夠通過多種現代途徑來選擇職業、獲取信息。（5）在生活方式上，新一代農民工更不像第一代農民工。他們的業餘時間去網吧、聽音樂，或者偶爾看電影，甚至去圖書館；他們都有了自己的移動電話，除了老鄉之外還有通過各種渠道認識的年輕人；他們的求偶標準也開始發生變化，不少人更是把城裏姑娘變成了自己的新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