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維護經濟全球化的秩序，目前在國際社會中已經形成了以下規則。首先，絕大多數國家的政府都一致同意，一國的經濟發展策略應當主要由市場而不是由政府來調節；其次，七個主要的工業化國家（即G7）被推舉出來，負責協調全球性市場的規則；由國際性組織來貫徹執行全球性市場的規則，這些組織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貿易組織等；跨國公司和跨國銀行在經濟全球化中具有支配性地位；各國都要遵從上述國際組織的製度性裁斷。
經濟全球化給中國帶來的機遇
經濟全球化給許多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加快經濟發展的前所未有的機會。借助跨國企業的幫助，發展中國家可以乘機大舉進入過去不得其門而入的發達國家市場，可以獲得送上門來的資金、技術和就業機會。但恐怕還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有中國這樣的運氣，能在1992至1996年的短短時間內獲得一千五百億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資，從而營造出中國經濟的繁榮。
雖然中國已經吸引了很多外資，但這具有相當大的偶然性，靠的是與香港、台灣同文同種又近鄰，這樣的機會隻能用一次。今後，在吸引發達國家的技術和投資、加入經濟全球化的競爭中，製度的落後可能導致其他發展中國家取得競爭中的製度優勢。從這個角度來看，阻礙中國經濟全球化、加快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就是中國的製度現狀。
其實，無論中國的各級政府官員如何熱切地盼望外資，今後進入中國的外資數量仍然可能逐年減少。其中的一個原因是，90年代上半期進人中國的外資主要是港台中小資本，而能夠移往大陸去的港台中小資本在這一階段多已蜂擁而去，後續追加資本已十分有限。目前香港已經出現工業“空心化”，誰要指望更多的港商去大陸設廠就必定會失望。港台資本對大陸來說隻是個一次性的機會，世界上沒有第二個香港或台灣，中國今後不可能再吸引這樣大量的中小資本。
如果能吸納的港台資本有限，那麼今後中國就隻能指望來自發達國家的大企業投資，這類外資的活動與港台中小資本完全不同。港台企業多數是中小企業，雇傭廉價勞工，麵向國際市場出口，給中國大陸創造就業機會和外彙收入，但基本上不與大陸企業競爭，幾乎可以說，對大陸經濟是有百利而無一弊。而西方大企業的產品都是技術、資本密集型的，這些企業把生產線轉移到中國去，可能的合作對象主要是國有企業。由於絕大多數國有企業的體製並未根本改變，無法適應經濟全球化的需要，所以，西方大企業到中國去投資的目的，主要不是為了降低其製造成本、到海外銷售，而是看中了中國這個潛在的大市場。一旦外資企業在中國投產，立刻就會與國有企業爭奪市場，構成對苟延殘喘的國有企業的沉重壓力。因此，最近，中國國內有關“要保護國有工業”的呼聲越來越高。
在這點上中國麵臨著一個引進外資上的兩難困境：中國既需要發達國家的大量外資來推動新的經濟繁榮，又害怕國有工業被擠垮。如果多保護國有工業、設法引導限製外資的投資方向，就會減少外資引進數量，無疑是打擊開發區和房地產業的前景，阻滯國有企業的技術改造，堵住可能的經濟繁榮之門；如果設法推動一輪新的引進外資大企業的高潮，就會逼垮越來越多的國有企業，不僅造成直接的政治社會壓力，而且使城市居民的購買力和消費需求相對收縮，結果減少中國市場對外資大企業的吸引力。
在過去多年裏進入中國的外資中，50％投入了製造業，30％投入了觀光和房地產業。今後“外資熱”逐漸消散，將影響到中國的製造業、房地產業和服務業的成長，工業的技術進步會明顯放慢，外資企業不會再大量吸收農村勞動力，大批建設中的“開發區”和豪華公寓將難以售出，數千億房地產投資可能因此被“套死”，中國不少地方政府以外資源源不斷為依據而製定的發展規劃，可能不得不修正、甚至被取消。
邁入21世紀，國際和中國的現實情況表明，無論有多少困難，中國也隻能順應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繼續向前走，往回退是不可能的了。60年代中國曾經奉行過“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孤立主義”政策，在那個時代導致中國的經濟發展落後了幾十年；今天，如果還有人想要主張類似的政策，以維護現行體製，那麼，其後果將不僅僅是國家的又一次落後，而且會立刻誘發嚴重的國內經濟政治危機。但是，如果以為在現行基本製度框架內作些小修小補，就能適應經濟全球化的需要，則未免太天真了？
經濟全球化對中國製度的挑戰
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挑戰是多方麵的，而中國所麵臨的挑戰比非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國家又大得多。為什麼在經濟全球化這個大趨勢中，中國會麵臨上述的兩難困境，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隻看到了外資帶來的“甜頭”，但對經濟全球化過程還缺乏深刻的了解，並沒有準備去迎接經濟全球化對中國製度的挑戰。然而，由於中國對經濟全球化的依賴已經相當深了，不可能退回“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閉關鎖國狀態，因此，依賴於經濟全球化而又不能應付它的挑戰，這就是中國當前深刻的製度危機的國際和國內背景。
21世紀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麵的競爭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誰能更成功地適應經濟全球化，誰能更有效地利用這個機會建立適應經濟全球化的現代經濟結構。在這樣的競爭中，有幾個因素具有決定性作用，它們包括一個國家的製度條件、地理位置和資源條件等。在地理位置上接近發達或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地區，有較多的機會參與經濟全球化；擁有豐富勞動力、特別是教育程度較高的勞動力，也是一個有利條件；而最重要的，則是一個國家的製度條件是否適應於經濟全球化。因為，在前兩個條件上具有比較優勢的發展中國家比比皆是，而發展中國家的製度建設卻差別很大。所以，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方麵的競爭，很大程度上足一個製度建設上的競爭。
可是，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方麵的製度建設競爭，其參照係不是某國的“特色”、“國情”，而是經濟全球化所需要的、世界公認的製度條件。一種製度現狀即使十分“符合”某國的“國情”，但如果它阻礙該國加入經濟全球化，就必須對這種製度作徹底的變革；否則，這個國家必然為維護這種製度而在經濟發展上付出慘重的代價，用一句中國80年代流行的話語來說，就是可能因為“堅守”這種製度而被“開除球籍”。
◆誰在推動經濟發展？國外的“看不見的手”。
經濟全球化的一個必然結果就是，一個國家已經不能再單純根據本國的需要和條件來設定經濟發展目標，而是要越來越多地從全球經濟的角度來選擇本國可能的經濟發展目標；而且，今後單憑本國的資源和市場，以及完全由本國政府獨自操作、在本國範圍內組織經濟活動，已很難實現成功的經濟發展。
按照舊的經濟發展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機製通過所謂的“看不見的手”來調節經濟活動，這裏，這隻“看不見的手”往往被理解為主要是本國的市場機製。當然，在社會主義國家裏，還有另外一個非常重要、活躍的經濟調節手段，即政府的“看得見的手”，這隻“看得見的手”實際上總是在操縱著市場機製的“看不見的手”。在中國，到現在為止政府仍然被視為最重要的推動經濟發展的力量，政府也自認為具有這種能力和義務。
但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調節一國經濟的“看不見的手”可能就不見得主要是本國的市場供求；相反，國際市場的“看不見的手”會對該國經濟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所以，當一個國家的經濟越來越深地進入經濟全球化過程時，推動這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力量中，就既包括本國的市場機製和本國政府，而且還增加了兩個新的角色，那就是國外的“看不見的手”和國際經濟組織的“看得見的手”。國外的“看不見的手”會受到許多國家的工業企業、銀行以及無數消費者的行為的影響，一個國家經濟情況的變化會很快地通過這隻“看不見的手”影響到另一個國家。可以說，當國外的“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對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具有越來越大的影響力時，政府對本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操縱能力必然會趨於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