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在中國所講的經濟發展，還是五、六十年代第三世界國家的流行觀念，甚至不乏清末張之洞所謂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類的主張，即希望借助西方的資金和技術改善和鞏固現行體製，引進外資和技術，由“我”主導，為“我”所用。但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擴大，這種一廂情願的看法距離現實就越來越遠了。
1997年1到9月，中國的工業增長了11％，出口增長了24％，因此，在這個11％的經濟增長率中，有將近5個百分點是由出口帶動的；而在出口的增長中，本國企業和合資企業的貢獻是60％，其餘40％則來自外資企業。換言之，目前，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車間”的外資企業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力已經達到相當大的規模，如果中國繼續沿著經濟全球化的方向發展下去，那麼，可以預見到，這一影響力還會進一步擴大。
雖然這些外資企業和中國企業一樣都是對國際市場出口，但是，中國企業是在國內組織生產，到國外尋找銷路，中國政府可以操縱其生產活動；而外資企業則基本上都是其母企業的全球化生產過程的一個環節，它們在中國的生產、出口活動是由其設在外國的總部調節的，中國政府不能直接插手、更無法操縱。因此，當這些外資企業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日益擴大時，它們不僅把國際市場的變化傳導到中國，從而造成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而且，外資企業的增加還逐漸縮小了中國領土內中國政府可操縱的經濟活動的範圍。
今天，當中國政府談到經濟增長時，已經不能再單純地以本國的供求變化和政府的目標為依據，而必須考慮到，在中國領土內有相當大一部分的經濟活動是由外國企業組織、掌握的。比如，當中國政府希望整體經濟增長10％時，如果本國企業達到了這個目標，而外資企業卻決定壓縮生產規模，那麼全國的經濟增長率就必然會比計劃的10％低。對一個有計劃經濟傳統的政府來說，接受這樣的事實也許多少有點不舒服。
◆政府和國際市場：誰調節誰？
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改變了政府運作的環境，因此國家將不得不改變它對經濟的管理方式。正如英國著名社會學家Giddens所指出的，“在全球化加速的情況下，一旦遇到經濟生活中的嚴重問題，一國政府會顯得太弱小因而無力解決這個問題；而麵對經濟生活中的小問題，則這個政府又顯得太大了，因此最好不要介入。”
經濟全球化一方麵要求政府機構對國內經濟活動的調節不能幹擾市場機製的正常運行，另一方麵要求政府在處理對外經濟關係時更多地遵守國際規則。而中國遇到的現實困難是，要做到這兩點，都麵臨著國內的製度障礙，不僅很多政府官員為了個人利益在隨意幹擾市場機製，而且中國的國際經濟交往受到了國內政治的束縛。
從前一個方麵來看，目前中國的經濟體製並沒有真正走上市場經濟的軌道，而是停留在中途，舊體製改頭換麵後依然發揮著很大作用。在中國，計劃經濟已經瓦解，但目前的經濟體製並非由市場機製主導，而是一種半市場交換、半“隨意化”行政性幹預的“雙軌製”。這種體製寄生攀附在現存的社會主義政治社會體製上，阻礙資源的有效配置，滋養著日益泛濫的腐敗。從中央政權到鄉政權的、過去行使集權式管理的龐大的黨政部門和壟斷性國有機構的組織架構並未解體，隻是作了某些合並、或換一些名稱，仍然隨時插手日常經濟活動。
隨著經濟決策權力的下放，過去集權體製中自上而下的對官員的紀律約束大大減少了，各個機構或個人獲得了充分的活動空間，行為目標有了很大改變。過去政府機構和官員的目標是努力完成上級指示，以便有機會擴大機構的權力和級別、謀求個人的升遷；現在，政府機構和幹部們既不是單純聽命於中央政府的“馴服工具”，也不是受民眾監督的公務員，他們利用執行公務的權力獲取額外經濟利益，在政府部門中形成了一種轉型期獨特的製度性文化，“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不撈白不撈、撈了也白撈”。
政府或其他壟斷型機構對經濟活動廣泛的行政性幹預，表現為90年代行政管理與公共服務業的商業化趨勢，就是用機構本身擁有的權力和機會來交換直接、間接的經濟利益。當行政事業機構有組織的此類活動廣泛存在時，它與個人假借機構名義所進行的同類活動常常互相連通、無法區分，機構的不當“創收”與個人的“腐敗”行為可以彼此轉換、相互掩護。這樣的“雙軌製”不但承認和保留了原有的權力結構，而且為原有的權力結構注入了新的經濟利益，從而鞏固了這個權力結構的基礎，使它免遭發育中的市場機製的衝擊、而得以繼續存在下去。如果沒有真正的政治改革，這種體製會繼續幹擾發育中的市場機製，阻礙外資企業在中國的正常經營，惡化投資環境。
在國際經濟交往方麵，中國和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也遇到了全球型規則和本國政策的矛盾，例如在消除投資障礙、開放金融服務業、保護知識產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問題上就是如此。如果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希望本國經濟能加入經濟全球化，那麼這個政府就必然會越來越多地受到經濟全球化的國際規則的製約。就像在球賽中一個運動員不能隨意地挑選自己偏愛的比賽規則一樣，當一個國家要加入經濟全球化過程謀取利益時，它也不能選擇性地遵守某些對自己有利的國際準則，而把自己不喜歡的國際準則一概斥之為“幹涉內政”，或以不合本國“國情”為由而加以拒絕。同時，經濟全球化是一個現實的經濟活動過程，機會稍縱即逝，也容不得一國政府采用外交手段、為獲得對己有利韻國際規則而進行冗長的談判。
實際上中國麵臨的困難比一般發展中國家還大，那就是國內政治因素對國際經濟關係的幹擾。在加入經濟全球化的時候，雖然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是一種共生依存關係，但這種關係與外交上政府間的對等關係完全不同。能夠為外資企業提供廉價勞動力和良好投資環境的國家很多，中國麵臨著亞洲、拉丁美洲許多國家的競爭；而能夠為中國提供資金技術、特別是龐大的銷售市場的發達國家卻屈指可數。中國雖然號稱有12億人的潛在市場需求，但實際上相當一段時期內能夠大量購買進口商品的消費者最多隻占大都市人口的五分之一，而中國對機械設備的購買力也因國有企業大量破產而日益萎縮，所以，發達國家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會越來越大。
以中美貿易關係為例，當中國期待著長期在美國市場上占有很大的份額，維持一個巨額對美貿易順差時，實際上是在要求美國連續多年為中國的就業和經濟增長作出讓步。在冷戰時期，美國對日本、南韓和台灣等都作過這樣的讓步，但那是建立在冷戰條件下的夥伴關係基礎之上的。冷戰早已結束，中美之間不可能再建立類似的戰略夥伴關係，而雙方在政治民主化和人權等方麵的分歧對經濟關係的影響卻日益突顯出來。
中國加入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不僅意味著美國民眾將讓中國每年從他們的口袋裏賺走上千億美元，而且意味著一批美國工人因為企業資本外流到中國而失業。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以什麼樣的形象出現在美國民眾麵前，將變得對中國至關重要。否則，美國議員就可能會提出，為什麼美國要付出這樣的重大代價和讓步，去支持一個對美國造成巨大貿易逆差的國家？在這點上，政府間外交關係的改善並不能真正緩解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