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水分”危害不小
一些“大嘴”幹部虛報農民的純收入，一是為了突出“政績”，二是為了升“官”，三是為小團體利益，但究其危害可真不少。鄉鎮村幹部說假話，說謊話直接削弱黨在農民心目中的形象，造成幹群關係緊張。這和目前開展的“三講”活動及江澤民總書記關於“三個代表”的思想背道而馳。虛報農民收入、搞浮誇、說瞎話的做法還直接影響各級領導的決策，導致失誤。說重了它是統計領域一大腐敗現象。好在中央領導對虛報農民收入一事早有覺察，並在認真糾改之中。各級幹部應該拿出些勇氣，堅持說實話、辦實事，這樣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信任。才能領導人民群眾走上真真富裕的道路。
造成農民收入低的主要原因
◆城鄉二元結構是農村發展的最大障礙
目前農村最集中的問題是農民收入增長緩慢，一些地區甚至出現了負增長。據《中國改革》雜誌的報道，90年代中期，約有近1％低層農戶的收入進入了負增長階段。到了1998年，收入增長為零的農戶比例已擴大為16％；1999年，這個數字更是進一步擴大。
與此相伴的是，農產品價格連連走低，種植成本越來越高，有的農戶入不敷出隻得拋荒土地。在此同時，曾經生機勃勃的鄉鎮企業在微妙的國際、國內環境下走人了一個收縮期。不僅增速減緩，還連連裁員，甚至將過去已吸納的數千萬的農村勞動力重又回吐給社會。
國務院的一位官員指出，實際上，所有這些問題的出現，與改革20多年來“三農”中的一些深層次的矛盾沒有解決有關。比如，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以後，一家一戶的分散經營同大市場的矛盾；現行財政金融體製同農村高度分散的小農經濟之間的矛盾；龐大的行政管理機構、過高的行政管理成本同現實的財政供養能力間的矛盾；不切實際的、過高的社會發展指標同農民實際生活水平及收入水平問的矛盾等。
這些矛盾，已不僅僅靠“三農”內部的變革就能解決。如一位專家所說：農業問題的解決辦法在農業之外。
農村幾乎所有的問題都發生在一個背景之下，那就是中國人多地少的現實。九億農民集中在農村，戶均土地麵積僅0．4公頃，這個現實成了很多問題解決的根本障礙。
比如說，現代農業要求規模經營，在美國，一個家庭經營的土地達數百公頃。如果我們現在要達到這個規模，那就意味著上億的農民將失去土地，失去生活的保障。隻要我們的農村還生活著這麼多人，那麼分散經營和大市場之間的矛盾就很難解決。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要想解決目前的矛盾，根本的途徑就是減少農村人口。有人很極端地指出：“農民的根本出路就在於消滅自身。”他實際上指出了現代化的進程中農民市民化、國家城市化的趨勢。
但是目前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卻是“三農”自身的變革無法完成的，它麵前橫著一條巨大的鴻溝一城鄉二元體製。
專家指出，從目前來看，這條鴻溝的存在不僅使農村而且使整個國家的改革進程受到了影響。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盧邁用“怪圈”描述了“城鄉分割”體製的弊病：過多的農民滯留農業，會使得農民的收入增長緩慢。農民沒有錢，農村消費市場相對萎縮，便影響城市工業品的銷售。產品賣不出去，生產能力過剩，城市中的失業人數增加，於是進一步排擠農民工，結果又使得過多的農民滯留農業，由此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這種狀況不改變，許多深層次的矛盾就無法解決，大批農民就無法從土地上解放出來，中國就仍然還是“鄉土中國”。
◆根本出路是給農民國民待遇
城鄉二元結構背後實際上就是兩種標準、兩種待遇。學者秦暉說，這種體製剛建立時，農業充當的是工業原始積累的主要來源。現在情況雖然有了一些變化，但是農民和城市人口之間因身份的不同而產生的差異還是相當大。農民就業受到限製，貸款利息也比城裏高。這種情況，如何讓農業發展起來？如何麵對人世的競爭？目前而言，對農業、對農民不是保護的問題，九億農民，哪個國家也保護不過來。目前最關鍵的是給農民以平等的待遇。中國農民麵臨的從來就不是爭取照顧的問題，而是減少歧視的問題。
經濟學家盛洪說，市場製度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導致兩極分化的，但是中國現在兩極分化是市場不發達造成的，是因為很多人被剝奪了市場權利。
“如果說WTO將給中國農民帶來巨大的挑戰的話，那麼它同時也可能給中國農民帶來最大的機遇，那就是國民待遇。”秦暉說。給農民國民待遇已經成為解決當前農業問題的根本出路。中國農民最缺乏的不是資金、技術，而是平等的權利、自由的市場準入。如果給他們自由的空間，他們會像70年代末的那次能量釋放一樣，創造出奇跡來。
而國民待遇作為WTO的基本原則，沒有理由不給自己的農民。
◆造成農民收入低的五大成因
造成農民收入低的原因是多方麵的。主要有：
一是價格因素。近幾年由於農業豐收，總量供給大於需求，出現結構性、階段性和低水平“過剩”，即由賣方市場轉為買方市場，導致價格下跌。從1996年第三季度起連續三年多農產品價格處於疲軟狀態。
二是質量因素。近幾年農產品的賣難和價格下跌主要反映在品質差的品種上，而優質品種的價格還是看好的，有的相差1倍至幾倍。
三是成本因素。在農產品價格下跌的情況下，雖然農用生產資料的價格也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低於農產品下跌幅度。許多地方種糧食的農民在扣除物質成本以後所得純收入微乎其微，如果把勞力成本計算進去，實際是虧損的，這就是增產不增收或增產減收的症結。這種情況有點像我國大文豪魯迅先生筆下《多收了三五鬥》裏描述的狀況。
四是規模因素。我國由於人多地少，農業經營規模很小，農業勞動生產率很低，自然會影響農民收入。近兩年來，由於鄉鎮企業的增長緩慢，農業勞動力不但未能向非農業轉移，而且還回流，形成農業勞動力轉移負增長的局麵；加之城市職工下崗，原在城市打工的一部分農民工也返回農村，必然減少勞務收入，使勞務收入占農村家庭收入的比重下降。
五是負擔因素。農民收入上不去，同農民負擔減不下來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也可以說減輕農民負擔就等於增加農民收入。但是盡管中央三令五申要減輕農民負擔又總減不下來，關鍵是沒有治本，沒有刹住源頭。
農民增收與農民素質
◆遏製“文盲新生代”
譚俞雄在《中華工商時報》上撰文說，如何提高農民收入成了今年的熱點話題。的確，去農村走走問問，就會為農民過重的負擔而喟歎。相關的資料也證實了這一點：2000年我國GDP比上年增長8％，而農民收入卻僅增長2％，跌至近年來的最低點。這說明，不想法增加農民收入是不行了！
在增加農民收入這點上，大家的呼聲是一致的，但如何增加收入？總體看，人們還多是在如何“減負”上琢磨。“減負”無疑是無可厚非，那麼多不合理稅費是到了全麵清理並從體製上徹底解決的時候了。但筆者感到，要增加農民收入，除了“減負”外，從長遠看，從根本上說，關鍵是要提高農民素質。這種素質不但指農民所受學校教育程度如何，更要包括農民的眼界、思維、意識、膽量和氣魄等內涵。
今天的中國農村，確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幾千年來農民身上諸如目光短淺、思維陳舊、懼怕風險的弱點依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變，經濟落後地區的農民表現得尤為明顯。正是由於農民自身的素質不高，才製約了發展高效農業、綠色農業、特色農業、創彙農業等富民舉措的推進，並最終導致農民增收的困難。看看今天的中國農村，就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凡是經濟發達地區，那裏的農民無不有較高的素質。像蘇南無錫市那裏的思維超前、敢闖敢幹的農民就創出了聞名全國的陽光集團、紅豆集團、三毛集團等一批國家大型鄉鎮企業，創出了太湖珍珠米、陽山水蜜桃等名牌農產品，個體私營經濟也異常繁榮。去年，無錫市鄉企職工人均就增收1500元，與全國農民收入增長遲緩的情形形成了鮮明對照。正如來自蘇南的全國人大代表周耀庭所說，要突破農民增收的瓶頸，必須盡快提高農民素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