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學校停課期間，黃鴻年就跟隨著學生大隊展開兩年的大串連，乘搭火車、公車及輪船到中國的天涯海角，然後又在山西省南部的一個名叫太陽公社插隊一年當職業農民。
在一窮二白的農村裏，黃鴻年和來自五湖四海10位青年，共擠在一個麵積隻有80平方尺的小房間睡覺，房裏的空間剛好可放下床鋪；惟一的公廁設在屋外，冬天內急時上廁所那種全身被凍僵的苦滋味，很難受也很難忘。
在深達百多公尺的老井打一小盆水，往往要花上5分鍾，黃鴻年至今記憶猶新，他表示：這盆水我須先用來洗臉抹身，然後用來洗頭，最後再用來洗腳，所以是"一水三用"。
"當時我們每天的菜錢是兩分錢，剛好可以填飽肚子，過年時才能吃到肉，不過每個月我會設法回北京一趟，那時我父親還定期彙錢給我，我可以在城裏吃頓好的，補補身子，在北京飯店吃碗熱燙燙的餛飩隻需一塊人民幣，一個全套西餐也隻是三塊人民幣。"黃鴻年說，"可是這已不再是物質上的問題，而是精神上的空虛和絕望，使人難以忍受下去。"所以那段日子何止是"清苦"，其實簡直是"千辛萬苦"。
在印尼望加錫時，黃家雖然不是大富大貴，黃鴻年也非嬌生慣養之輩，可是家境總算是漸漸好轉，屬於"中康"階級，還好，在中國的日子即使再苦，他也熬得住。黃鴻年在彙文中學的老師徐緒標就回憶說："黃鴻年那時根本不像富家子弟。很能吃苦，富有正義感，好打不平。原本華僑子弟毋須上山下鄉，但他主動報名到山西農村插隊落戶。"
回想當年停學下鄉幹活、向無產階級的農民和工人學習，黃鴻年有無限感想，他說："當時我覺得我是在浪費時間，是在浪費青春，我大有懷才不遇的感歎，我的中學校長自殺身亡給我的打擊尤其大，我的理想和希望全破滅了。於是，我開始思考，可是越思考心裏越矛盾，也越難受，挫折和痛苦久久無法揮去。"黃鴻年最後決定帶著千頭萬緒的心情，離開無時無刻不在批鬥的神州大地。
"1970年，我寫信給周恩來，熱切表示我要盡快回到印尼。幾個月後，當局批文發了下來，當時'文化大革命'正推向另一個高潮，沒有人可獲準離開中國。我不知道我在那時候是不是惟一一個獲得特別批準離開中國的人，不過可以肯定的是，當時能獲準離開的人是少之又少，可以說是極少。"黃鴻年說道。
1970年離開中國時，黃鴻年也曾深深後悔把人生中最寶貴的10年就這樣給浪費了。不過，今天他卻有個截然不同的看法。
他說："現在回想起60年代在中國的那整整10年，我覺得不但沒有浪費，反而是我日後重返中國大展拳腳的無形的寶貴資產。"
白白的"浪費"轉變成千金難換的"資產"，看來隻是一線之隔，而這個大轉變的最大推動力，就是來自中國采取的改革開放政策，把僵化多年的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這為海外華商帶來了無限的商機，而在**時期高舉毛語錄、高唱革命歌曲、跟隨大隊下過鄉的黃鴻年，日後重返中國經商，建立人際關係時，他所處的優勢自然會比沒有這類特殊背景的人強得多。
其實，那個時代的大串連，就好像是在行千裏路讀萬卷書，大大擴大了人生的接觸麵，了解了民情民俗，經過這麼一個大時代、大動蕩的人，他們所吸收到的知識，是學校課本所無法學習到的。黃鴻年就這樣表示："現在中國的各級領導都經曆過這個大時代，我們都有共同的時代背景，也有著共同的感觸，因此談起話、做起事來，大家可以取得共鳴、共識，也比較容易溝通。"
他說："我經常形容中國是一部無字天書，必須細心地接觸，才能有些體會和了解。在中國的10年裏，我感覺我一直是在社會大學上課和磨煉，這種特殊的經曆和難得的經驗，使我日後對各項問題的看法和處理，都會比一般人來得敏銳和全麵。因此，我雖然沒上過大學，可是現在我卻經常受邀到大學講課，原因是經過在中國的10年磨煉和反複思考，我對一些問題的看法和分析可能比教授、學者還要深入和全麵。"
當然，更重要的是，中國的許多高官，是和黃鴻年同時代的人，共同的經曆和語言，使他們很容易產生共鳴，當"中策現象"在神州引起爭議時，黨和國家各級領導人都有人站出來，肯定"中策現象"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推動和貢獻。
因此，黃鴻年雖沒上過大學，1994年卻被天津市南開大學聘為兼職教授，被浙江大學聘為顧問兼職教授，講授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月薪1080元人民幣，屬中國一級教授的待遇。同年成立的中國竺可楨教育基金會(香港)也委任他為第一任會長；1996年，浙江大學頒授他為該校名譽教授。此外，自1993年起，黃鴻年先後被西安市、錦州市、合肥市、煙台市、杭州市及寧波市聘為經濟顧問。
這一切都說明了經過"社會大學"多方磨煉的黃鴻年，其寶貴的社會經驗，已得到社會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