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紡織業在宋代也得到了普遍的發展，由於農民所產的絲大部分作為賦稅被政府搜括去，民婦處在“且看民婦能宵織，身上曾無掛一絲”的狀況下，為解決穿衣問題，彌補生產和生活資料的不足，在發展絲織業的同時，大力發展麻織業，農民是“去年養蠶十分熟，蠶姑隻著麻衣裳”。麻在政府的布帛之征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據《食貨誌》所列數據統計，宋政府每年的布帛收入占總數的17．6％，形成了成都府路、廣南西路為中心的庥紡織業，麻紡織業遍布全國各地，是農村中最普遍、產地最廣泛的紡織業。
到了南宋時，絲織業和麻織業繼續向前發展。20世紀後期出土的南宋墓中的大量的絲織品，更直接反映出當時絲織品的精美程度。如福建福州出土的南宋黃升墓中，有480件各種衣服、鞋襪、被衾，以及134件成幅絲織品，出土的絲織品大量是印花和彩繪的，圖案有各色花卉和鸞鳳、飛鶴、蝶、獅等飛禽走獸，以及亭台閣樓和人物，這是出土的眾多的南宋墓葬品中，最能代表南宋時期高超的絲織印染術水平的絲織品。南宋時江浙的絲織業發展更加普遍，技術也有新的提高。杭州杭坊所織的“唐絹”是繪畫的上等材料，為多數畫家所喜愛。麻織業也繼續發展，廣西所織的柳布、象布是商人貿易西方的暢銷品。從我國漢朝建立海外貿易以來，絲織品一直是外國人所夢想得到的物品，成為我國海外貿易中重要的出口商品。宋代紡織業的繁榮，為當時海外貿易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同時，繁榮的貿易又促進了紡織的發展。在這種相互作用中，南宋的紡織業達到了昌盛。在紡織業的帶動下，家庭手工業也獲得了長足的發展。
除了絲織業和麻織業外，棉織業也進一少發展到兩浙路及江西地區。最早掌握織作棉布技術是海南昌市島上的黎族人，北宋時傳入閩廣，到了南宋，得到進一步發展。20世紀70年代在浙江蘭溪的南宋墓中出土了一條寬1．15米，長2．51米的獨幅白色木棉毯，說明了南宋時棉織品已進入人民的日常生活，並已由華南延伸到長江流域，為元代江南地區棉織業的發展準備了條件。
中國的茶文化源遠流長，向來有“興於唐，盛於宋”的說法。飲茶始盛於唐代，到了宋代，製茶手工業和茶文化也發展到了一個新水平。北宋時的製茶業相當發達。僅四川一地區年產茶就高達3萬斤，占全國茶葉產量的一半以上。由茶葉發展帶動而來的飲茶業也進一步興盛。宋人飲茶風日濃，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東西。吳自牧在《夢梁錄》中直白地表述了茶葉對人們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人家每日不可缺者，柴、米、油、鹽、醬、醋、茶”，這說是我們俗語所說的開門七件事，哪怕是貧困人家，一樣也少不得。可見，茶葉對普通人的重要性。熾熱的飲茶風促進了茶館的興起，茶館與繁榮的城市經濟相結合，市、郡、縣及城市到處都是茶樓林立，在宋代形成了普及的局麵。
造船業宋代也獲得了較大的發展。除了唐形成的造船中心揚州外，宋代又增加了較多的造船點。汴梁有造船務，江南也有造船務，福建泉州，兩浙明州，各有造船場。宋代造船技術有了較大的進步，嘉佑中，蘇州昆山縣，海上有一船，桅折風飄抵岸，為高麗人船，知昆山縣事韓正彥召其人，犒以酒食，並使人為其船治桅。“桅舊植船木上不可動，工人為之造轉軸，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複捧手而囅”。可證明其技術之進步。1975年8月福建泉州灣後渚港發現一艘古船，船長24．2米，寬9．15米，有13個倉，能隔水，載重可達200噸，其建造技術先進，技術精良，證實為宋代船隻，可見，南宋時造船業的發達。而造船業的發展又是南宋了海外貿易的繁榮的重要因素之一。
除了製瓷業和紡織業、製茶業外，南宋時的印刷業、漆器、金銀器也都很發達，傳世的南宋刻本書籍和出土的金銀器、漆器的數量也不少。顯示了南宋手工業的興盛和技術的精湛。
南宋手工業在農業和海外貿易繁榮的基礎下獲得了飛速的發展，隨著南宋城市經濟的發展繁榮，商品生產與交換的日益擴大，城市人口的集中和城市工商業的日益活躍，為了維護手工業的利益和不斷進步的商品經濟關係，在唐代發展起來的市的基礎上，宋代手工業商業行會組織也應運而生了。行會的出現是城市商品經濟繁榮和發展的一座界標。
由於手工業與農業、對外貿易和貨幣發展存在著密切關係，而紙幣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那麼南宋農業、手工業和貿易的繁榮必然會促進城市經濟的提升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從而推動貨幣的發展。宋代正是由於工、商、農的振興，紙幣也就應運而生了。
紙幣最早產生於北宋的川蜀地區的成都，當時被稱為“交子”。北宋時，西蜀已成為我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它的糧食的單位麵積產量是僅低於農業最發達的江浙地區。是重要的稻米產區。糧食生產的發展促進了手工業和農業經濟作物的發展。同時，在手工業中，四川是全國重要的紡織業中心，麻衣產量居全國之冠。而蜀錦、淩絹等絲織品的品種、數量和質量都得到了空前的發展，被稱為衣被天下。而造紙和印刷更是久享盛名。經濟作物和手工業的發展促進了商品交換的發展和城市商業經濟的繁榮。一些商業城市拔地而起，作為紙幣“交子”起源的成都，就是這種商業城市的典型代表。當時的成都農業發達，“地膏腴，畝千斤，無閑田以葬”，出產的茶葉居全國之首，是著名的糧食、茶葉集散地。同時，也是著名的紡織品集散地，陶瓷集散地，紙張和書籍集散地。成都在經濟上成為農業中心、手工業中心、商業中心，又是金融中心，成為“萬井雲錯，百貨川委，高車大馬決驟於通途，層樓複閣蕩摩乎半空”的“西南大都會”。
成都地區商品經濟的發達和市場的繁榮，很多物資都要運往境外，為商業資本活動最佳途徑的長途販運提供了良好的條件。這種長途販運通過賤買貴賣，利潤豐厚。而從事這種長途販運的商人他們財力雄厚，經營大宗買賣。他們在市場上購買和販運商品時，必須使用市場上通用的貨幣，才能實現支付手段。數量多、重且額小的銅錢和鐵錢很不適應大宗貿易巨額支付的需要；而用以往的鹽茶兌換的鹽引也不能代替貨幣的支付職能，隻有額大、量輕的紙幣才能滿足大宗交易的需要。這樣，宋代四川經濟發展的程度已具備紙幣產生的條件，
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就在宋代四川這塊商品經濟繁榮的土壤中發芽、生長。
北宋雖然出現了紙幣交子，但隻限於四川境內使用，還末形成全國性的貨幣。到了南宋，商品經濟和社會經濟在北宋的基礎上，繼續向前發展，對於紙幣的需要也提上了日程。加之南宋以半壁河山與金元周旋了近一個半世紀，主要依靠恢複與發展南方（主要是指東南地區）的農業經濟，而工礦業與鑄錢業在南宋時呈現衰退不振的狀態，
而鑄線業的衰退，又促使了紙幣的發展，由於銅錢的缺乏，加上商業經濟的繁榮，貨幣流通量增加，紙幣的使用已成為時代的需要。南宋政府遂以民間出現的紙幣“會子“作為東南地區的主要的流通貨幣，並進一步發展成為全國性的貨幣。
從表麵上看，人們發明“交子”是由於鐵錢重，不易於貿易，用交子這各紙幣代替紙錢能起到“鐵錢不便，交子即便”的作用。但是，人們不能隨心所欲用毫無價值的紙幣來代替鐵錢。隻有當紙幣確實需要並具備了代表鑄幣的一切條件時，紙幣才能起到代替鑄幣行使貨幣的職能。在這些條件中，就是因為宋代四川社會經濟和商品交換的繁榮，已達到用大額紙幣代替小額鑄幣占據大宗交易領域的水平。所以，正是由於四川經濟的發展繁榮達到了需要大額紙幣的水平，於是紙幣產生了，這也是紙幣出現在宋代的最本質的原因。紙幣的出現及推廣，也從側麵反映了宋代商品經濟的繁榮，農業的繁榮，手工業的繁榮，商業的繁榮。正是這些繁榮，支撐著“積貧積弱”的南宋維持其一個半世紀的腐朽統治。正是工農商和貿易的繁榮，扶持南宋在強敵的環伺下，繼續統治其日益縮小的疆域，成為蒙古統一道路上最後一個抵抗政權。在其繁榮的背後，我們看到了一個雖衰猶勝的南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