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神、哲兩朝，繪畫發展進入第二階段，有宋代特色的繪畫風格在這時期基本形成。熙寧和元豐之際，出現了以李公麟為代表的鞍馬人物畫，以郭熙為代表的山水畫，以崔白為代表的花鳥畫。他們在內容及藝術上都展示出嶄新的風貌，都具有精湛的技巧和深厚的修養。被後人評為“宋畫第一”的李公麟以單純樸素的白描形式，逼真表現出人物各異的形神情態，極富質感、層次感、立體感，筆法如行雲流水，精確地表現了不同階層、民族、地域人物的特征，特別是在刻畫士大夫生活形象和情趣上，獲得極大成功。李公麟的《免胄圖》描寫了唐代郭子儀在陣上單騎免胄勸令回紇軍退兵的故事，塑造了大敵當年郭子儀不顧安危鎮定雍容的大將風度，寄托了畫家對民族命運的深切關懷。崔白和郭熙都可以不經起稿而放手作畫。崔白打破了宋以來黃派畫風獨霸天下的局麵，代之以清新俊秀的風格，他描繪季節氣候變化中禽鳥的情態，善於表現敗荷鳧雁的荒情野趣，設色淡雅，用筆有細密，花鳥形象野趣生動，突破了宋初以來畫院內黃氏體製的規範，取得了更為自然生動的效果。郭熙則扭轉了宋初山水畫自李成範寬後的頹勢。通過景色季節及氣候的描繪，表現了山水林泉的幽情美趣，在取景上創造了“平遠、深遠、高遠”的三遠法，把李成以來的北方山水畫派推向更高水平，郭熙成為把山水畫從五代餘波轉向宋代畫風的津梁。他的《早春》、《關山春雪》、《幽穀》是他的代表作品。發展山水畫畫法取得成就最大的就是米芾和米友仁父子。他們通過信筆揮就的點滴雲煙來表現江南山水雲霧迷濛的意境，別有一種平淡天真的情趣，形成了“米派”和“米氏雲山”，存世給畫有《溪山雨霧》、《瀟湘奇觀圖》。以蘇軾、文同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繪畫潮流，也於此時形成。文人畫強調神似，注重寫意，不拘泥於形式，講究自然天成，詩畫相通。文同以其善畫墨竹首開其風。形成了湖州竹派。而蘇軾善畫墨竹與枯木怪石，並提出了“士夫畫”的概念，成為文人畫的倡導者。從此，文人師便成為與院體畫相對的一個獨立的畫派，他的興起是士大夫獨立意識在繪畫領域的一種反映，他們為表達自身在的高雅脫俗和傲古節操，常將傳統的梅蘭竹菊作為繪畫的題材。這一階段，書法繪畫等藝術活動頻繁、活躍。收藏名畫之風盛行，文人士子經常聚集談論書畫。駙馬都尉王詵築寶繪堂收藏法書名畫，並於府第西園中聚集詩人畫家賦詩作畫，皇族趙令穰善作清麗富有詩意的小景山水，以及米芾這一時期也經常開展書畫活動。
徽宗趙佶、高宗趙構統治時期，是宋代宮廷畫院最為繁榮的時期。徽宗時畫院製度已相當完備。社會上民間畫家藝術水平的總體提高，為畫院輸送了不少優秀畫家。此時畫院高手雲集，善畫百馬、百雁的馬賁；開南宋山水畫新風的李唐，筆闊皴長，墨潤勢暢，他“大斧劈皴”，畫風蒼潤勁拔，他的《萬壑鬆風圖》，畫高嶺飛泉，萬鬆深壑，墨色濃重，氣勢雄渾；善畫風俗界畫的張擇端，他的《清明上河圖》以寫實的手法、高超的技巧，集中概括、生動有趣地再現了北宋都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令人百看不厭，不僅是一幅傑出的繪畫作品，而且具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富有才華的青年山水畫家王希孟，他的《千山江裏圖》，融合了南北山水派的特長，既有寫實又富於想象，將壯美雄渾，大氣磅礴的壯麗山河描繪的栩栩如生，與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堪稱宋代院體畫的雙璧；以畫嬰兒貨郎著稱的蘇漢臣，他的嬰兒圖用筆簡潔細勁，構圖工整明麗，極具生活氣息；為徽宗代筆供禦畫的劉益、富燮等人，亦都以畫藝精湛、筆墨不凡而著稱。徽宗時期，院體畫中的花鳥畫盛行，畫風工麗、強調形式，開成“宣和體”。宋徽宗本人也是花鳥畫的第一高手，他的畫生動逼真，以生漆點飛禽之睛，栩栩如生，“幾欲活動”。這種畫風一直延續到南宋前期。徽宗時內府書畫收藏極富，公卿士大夫收藏家也甚多，《宣和畫譜》反映了當時宮廷收藏的盛況。靖康之變，汴京被金兵洗劫，一部分畫家被擄北去，宮廷藏畫流散北方甚多，給金朝統治區繪畫發展以相當影響。另外，大批畫家紛紛逃到江南，又成為南宋高宗畫院中的骨幹力量，促進了江南地區繪畫的發展。
孝宗以後的南宋時期為宋代繪畫發展的第四階段。愛國主義影響，恢複河山的情結給繪畫打上了深刻的印痕。到了光宗、寧宗時期，山水畫繼李唐之後，出現了明顯的畫風變化，代表畫家為劉鬆年、馬遠、夏圭等人。他們與李唐被稱為“南宋四家“。他們重視章法的剪裁，巧妙地利用畫麵大片空白突出鮮明的形象，畫麵效果含蓄凝練，簡潔而富有詩意，具有優美的意境，簡率而富有表現力的大斧劈皴則顯示了筆墨技巧的提高。馬遠偏好“一角”之景，人稱“馬一角”。主要作品有《踏歌圖》和《梅石溪鳧圖》。而夏圭繪畫時常取“半邊”之景，被稱為“夏半邊”，主要作品有《江山佳勝圖》、《溪山清遠圖》，從馬遠和夏圭的構圖，我們可以看到宋室偏安局麵對繪畫的潛左影響。曆史故事畫及風俗畫在整個南宋時期都比較發展，其原因自然與宋金的對峙政治背景息息相關。李畫山水畫見長的李唐和劉鬆年，也都有曆史畫的佳作傳世。劉鬆年的《中興四將》，畫的就是宋初嶽飛、劉光世、韓世宗、張浚四位著名的抗金英雄，揭出人們對“中興”的企盼。李唐在《采微圖》中更是通過畫來歌頌伯夷、叔齊的氣節，並在《晉文公複國圖》中表彰晉文公立誌複國的精神，寓意十分明顯。這一時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描繪因戰亂和複雜的民族關係而造成的不幸悲戚遭遇的繪畫非常流行，如《文姬歸漢圖》、《明妃出塞圖》，像當時民間的講史一樣，表現了鮮明的愛國主義感情和憂患意識。除此題材外，此時出現的李嵩是尤其值得注意的畫家，他曾作《宋江三十六人像》、《服田圖》、《四迷圖》、《觀潮圖》等，作品大都含有深刻的意義。而他的《貨郎圖》更是以百姓的日常生活為背景，傳神地寫照出深重的生活情趣，反映出人物畫的新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