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王之亂平息後，漢初政權順利通過“瓶頸時期”。參加叛亂的七國，除保存楚國另立楚王外，其餘六國皆被廢掉，漢王朝威望大大提高。痛定思痛，漢景帝認真總結這次教訓，開始著手調整諸侯王國設置。他采取了許多限製和削弱諸侯國的措施，諸侯國領郡的數目由高祖時的42個變成現在的26個，大大減少了他們的領地；中央直接控製區則由以前的15郡增至44郡，從而遠遠多於諸侯國，而各諸侯國實際上就成了郡、縣。景帝還趁機收回了他們的行政權和軍權，在封國掌握大權的不再是“封王”，而是“國相”，且由中央政府派遣。中央集權大大得到加強，對國家的統一和穩定，意義極其重大。雖然諸侯國這個問題並未最終解決，但還是非常有利於王朝的統治，直到漢武帝頒布“推恩令”後終於逐漸解決。
第五節太倉之粟，陳陳相因
西漢帛畫
“文景之治”是舊世史家對西漢初文帝、景帝統治時期（公元前179—公元前141）的稱頌之詞。自高祖劉邦始，漢初即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文帝、景帝在位38年，親儒臣，求賢良，嚴以律己，恭儉無為，減輕賦稅徭役，重視農業生產，經過廣大農民和手工業者多年的辛勤勞動，社會經濟有所恢複與發展。田野開辟，人口增加，封建國家積斂了大量財富，出現相對繁榮的景象。據《漢書·食貨誌》記載，當時“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
當我們談論到中國古代王朝的治世時，“文景之治”的定位是第一個擁有廣闊疆域的、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盛世。漢接秦弊，經過長期戰亂，高祖劉邦馬上取天下，建立的漢朝當時是一窮二白、民生凋蔽、國力虛弱、滿目瘡痍。身為天子的劉邦，其出行駕乘的駟馬尚不能同色，多以牛車代之。縱觀上下五千年，凡是封建王朝建立之初，因為都是經曆了多年的戰爭和災難，基本上都是這麼一種狀況。漢朝又是所有封建王朝中的第一個盛世，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借鑒，完全憑自己的努力，而實現了“文景之治”的良好局麵。
這個盛世的出現，與文景二帝個人的勵精圖治、兢兢業業是分不開的。漢文帝劉恒即位時雖然還很年輕，但為人誠懇謙遜，沒有荷花大少脾氣。他的妻子竇皇後信奉道家學說，她命她的大兒子劉啟（後來的漢景帝）和其他王子，都要讀《老子》、《莊子》諸書。文帝受妻子的影響，也成為熱心的道家學派的擁護者。他從李耳（老子）的思想中，接受到三項教訓：“第一，仁慈；第二，勤儉；第三，別人沒有做過的事，不要去做。”他的性格加上政治信仰，使他確實做到了這三點。景帝繼位後，在老母竇太後主持國政下，繼續追求維持現狀的安定。
漢文帝即位不久，便廢除了朝中誹謗謠言等罪，這樣臣子們就可以積極大膽地提出自己的治國之策，真正做到官盡其職，不但要在其位，還要謀其政。更為難得的是，文帝曾下詔書聲明：官員們的錯誤和罪過，皇帝要負相應的責任，如同子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這種精神相當難得。在皇權至高無上的封建王朝時期，幾乎沒有哪一個皇帝會有這樣的認識，值得我們現在的一些官員學習。而且，兩位皇帝與後世很多封建君主驕奢淫逸的形象大為不同，他們的生活相當節儉。文帝在位20餘年，屢次下詔禁止各諸侯王國、各地郡城向中央貢獻奇珍異寶。皇帝大力提倡節儉，並能做到身體力行，那些貴族官僚們也就不敢太放肆荒淫。這樣百姓的負擔就大大減輕了，國家的財政開支也得到了有效的控製。
“人口繁，四野辟”是封建社會繁榮的象征。高祖劉邦建漢之初，各地大侯封國人口不過萬家，小的甚至隻有五六百戶。到文景時期，朝廷調整了人口與土地之間的關係，允許百姓到土地多的地方開地種植，因戰爭而失去土地的人和流民也大量歸還田園耕種，於是耕地很快增加、戶口迅速增長。各諸侯王國，人口最多的已達到三四萬戶，小的也出現了至少一倍的增加。這樣既增長了人口，又富裕了百姓。百姓的糧食很充足，供大於求，糧價也大大降低。
百姓富裕，國家也就殷實。據史書記載，經過文景兩帝幾十年的勵精圖治、聚斂財物，到漢武帝時，各地郡國的糧倉裏都堆滿了糧食，由於吃不完，陳年累積，最後都出現了腐爛不能食用的情況。國庫裏的錢幣數量達到了千百萬，連那些串錢的繩，由於時間久遠都朽斷了。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為後來漢武帝劉徹創立天下帝國奠定了物質基礎。沒有文景兩帝的積累，蓄勢待發，就不可能有後來漢武的政治、軍事作為。漢武長達半個世紀的文治武功、叱吒風雲，大部分開支都是依賴其祖、父這30餘年的豐富儲藏。
文景之治時期，出現了各地諸侯王國的叛亂，最著名的便是“七王之亂”。我們必須明白，種下這個諸侯國叛亂惡種的人，不是文景二帝，而是高祖劉邦。戰爭雖然在他們當政時爆發，但並不能抹殺他們治理國家的能力。他們並非無能，相反這更能體現他們在漢朝曆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如果沒有他們對各地諸侯國的處理，就不會有漢武帝時期相對穩定的國內政治。七國的叛變，由於名將周亞夫指揮得當，不到3個月就把他們漂亮地搞定了，七王都悲慘地死去，吳王劉濞的妻子入宮為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