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空前的黃金歲月
西漢彩繪陶器
公元前140年劉徹登基，即我國曆史上赫赫有名的漢武帝。他在位54年，大刀闊斧，勵精圖治，對內創設製度，廣攬人才，發展經濟；對外征伐四夷，開通西域，使大漢王朝走向鼎盛。漢武是一位雄才大略、具有進取精神的帝王。他第一次實現了中西方大規模的文化交流與融合，第一次確立了儒家在國家思想文化領域的主導地位。班固高度讚揚漢武，說他繼位之初就卓然罷黜百家，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禮百神，他所開創的功業有上古堯舜前賢的遺風。漢武的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的傳統美德，在曆史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評價之高，世所罕見。曆史上把他在位這段時期稱為“漢武盛世”。
到漢武登基時，經文景之治的休養生息，大漢王朝國力不斷強盛，為劉徹執政奠定了堅實基礎。劉徹在位時幹了幾件大事：廢黃老“無為而治”，重用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加強中央集權；削減丞相之職，將官吏任免權牢牢操縱於自己手裏，並大力削藩，鞏固統一成果；鼓勵吏民直接上書，並由他親自處理，一定程度上廣開言路，選拔民間賢良之士；將全國分為12州，打擊豪強，實行鹽鐵官營、加強水利建設。這些舉措使國力更加雄厚。漢武又發兵征匈奴、平百越、收西羌，開疆拓土，威及四方。與曆史上其他幾個“治世”相比，漢武盛世在氣勢恢弘、開拓進取等方麵確有卓絕之處。曆史學家早就客觀評價：古代中國政治、版圖的統一，完成於秦始皇；而文化、製度的統一，則完成於漢武帝。漢武時代功業顯赫，垂範後世。
單純描繪漢武時期恢弘盛大的繁榮景象，流於千篇一律，也許不足以表現出他的偉大業績。從漢武盛世的內在因素來分析，或許更能凸現其卓然脫俗之處。
功績首推製度創新。漢武帝即位後，繼承了文景之治的全部曆史遺產，其中既有社會穩定、人心歸向、經濟富裕的優勢，也有製度殘缺、國家控製能力薄弱的遺憾。文景之治時期奉行的無為政治，有助於經濟與社會的恢複和發展，可以導致社會的安寧，但不足以開啟一個大有作為的時代。
真正的時代偉人，在於能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突破，腳踏實地地站在前代偉人肩膀上，敢於打破常規，謀求更高的政治追求。在是否需要改革政治的關鍵問題上，漢代強調“以孝治天下”，對祖宗的成規遺意，後人隻有恪守的義務，而無變更的權利。儒學大師董仲舒關注時政，卻有勇氣蔑視政治禁忌，他在呼籲以改革求治方麵無疑站在時代前列。同時我們也應看到，漢武自己也在積極謀求變法，他認為漢王朝在倉促當中建立，加上戰爭頻繁，如不變更製度，後世將無法令可依。一時君臣都把變法求治、造就盛世作為自己理應承擔的曆史使命。而且，在勵精圖治的進程中，漢武得到了一批時代精英的擁戴甚至是推動。縱觀漢武時代的基本走向，特別是將它與此前的文景之治相比，我們不難看出這個趨勢：不屑於追求穩定和“守成”，而立足於“更化”以求強盛。漢武與他的統治集團，為了國家的振興和強盛，敢於知難而進，不怕承擔責任，並有駕馭大局不使失控的能力。
善用人才，萬馬奔騰。國勢強弱取決於人才去留，在競爭激烈、事功顯赫的年代尤為如此。讓不同風格的英豪俊傑各盡所能，是漢武成就盛世大業的一大保障。班固曾大力讚揚武帝時期人才之盛，稱為“群士慕向，異人並出”。漢代人才的繁盛，以漢武時代為最。他所論列的時代精英有：衛青、董仲舒、主父偃、公孫弘、桑弘羊、司馬遷、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霍光、霍去病、李延年、張騫、蘇武、卜式、金日磾、兒寬、石建、石慶、汲黯、韓安國、鄭當時、趙禹、張湯、嚴助、朱買臣、唐都、洛下閎等。這些人真正開創了前無古人的光輝業績，尤其在製度創新方麵樹立了不朽的典範，堪稱千秋萬代的楷模。
漢武時期部分文士，在關係國計民生的重大事情上，表現出超乎常人的預見性、判斷力和操縱能力。在提高儒家學術影響直到確立其獨尊地位的過程中，轅固、趙綰、王臧、董仲舒、公孫弘都各有曆史貢獻。主父偃堪稱漢武時代的縱橫之雄，他分析政治利害鞭辟入裏，而其敢作敢為的性格更使人敬畏有加。在削弱藩國的進程中，他提出的“推恩令”具有根本性意義。董仲舒不僅建議獨尊儒術，從而奠定了儒家的政治地位，且對當時的政治弊病頗多中肯的批評。如針對西漢前期“任子製”與“貲選製”等產生的流弊，他就在對策中提醒過漢武。他還提出要及早解決土地兼並之害，統治者未加采納，結果到西漢後期竟然成為無法解決的痼疾。司馬遷的史學貢獻，使他成為我國正史的開山鼻祖；他的治史宗旨和批判精神，都被後世奉為楷模而難以企及。司馬相如的辭賦，縱橫揮灑，為百代楷模；同時，他服務於漢武開發大西南的兩篇文告，文辭犀利，充滿雄邁之氣，不失為漢代政論妙文之一。東方朔號稱“滑稽之雄”，在百代雄主漢武之前，或直言進諫，或以玩世不恭的方式嬉笑怒罵，實則憂國憂民出於至誠。即便是在軍事領域，漢武時期的文人也有不俗表現。嚴助在用兵越地時表現出的決斷力，在朝廷群臣中罕有其匹；平越之後奉旨向淮南王劉安申明朝廷用兵必要性，又表現出他擅長辯論的能力。
漢武時代文士中多一流人才，這與其雄健豪放的時代精神直接相關，也說明漢武破格用人的雅量。他還鼓勵毛遂自薦式的人事手段，一時間“上書拜官”成為競進者步入官場的捷徑。主父偃等人上書論政，當日就得到漢武召見，並慨歎相見恨晚，求賢若渴溢於言表。漢武不拘一格選拔人才的思想和實踐，自有其值得發掘的價值。
與時俱進的政治變革。漢武時期政論家嚴助，特別推崇製度變革，以立法削弱藩國勢力。漢初推行的郡國並行製，容易造成尾大不掉的流弊，其危害性在吳楚七國之亂中已充分暴露出來。因此，漢景帝挾平叛之餘威，頒布過貶抑藩國地位的新規定。漢武繼之創設諸多製度法令，極大地削弱了藩國勢力，使之無法再與中央政府分庭抗禮。他還采納主父偃建議實施推恩令，把本屬於王國的部分領土新立為侯國，並改變其原來的隸屬關係，使之歸屬附近漢郡。其客觀效果是諸侯王將土地分與子弟，用和平手段削弱了他們的勢力，中央政府名利雙收。此外，阿黨法、左官律、附益法等相關立法適時出現，交互為用，使諸侯王國受到根本抑製，地方勢力坐大的局麵一去不複返。
完善監察製度。漢武為強化對百官的監察，增設司隸校尉和十三部（州）刺史。前者主要監察京畿地區，甚至皇太子、三公也在其監察範圍內。後者則“以六條問事”，除一條是監察地方豪強，其餘都是針對郡國高級官員的不法行為。漢武時期吏治較為清明，與多層次強化對官僚隊伍的監察和監督製度密切相關。
推行壟斷經濟政策。漢武一改前人法度，推行一係列國營壟斷經濟政策。特別是官營鹽鐵、壟斷貨幣的鑄造權與發行權、推行“均輸”和“平準”等與經營相關的新法規，成為漢武時期增辟財源的有效途徑。藏富於民，百姓賦稅不增加，而國庫豐盈，財富足用。如果沒有這些製度革新，就不可能出現名垂千古的漢武盛世。製度建設對國家的穩定與發展是最根本的，它的影響之巨大，遠超出明君個人作用之上。
以戰爭促革新。凡涉及製度、政策的重大改革，往往會受到持重者反對，進而表現為層層阻力。可漢武時代先後推行過那麼多新政，卻沒引發多少爭議，個中原因何在？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是：長達30多年的戰爭，使得國家處於長期戰爭狀態，在一切服務於戰爭的體製下，國家的管理者最容易把全國的人力物力動員到一起，隨意加以調撥和使用。開動戰爭機器，從來都是強化集權製統治的有效手段。
國營壟斷經濟政策的實施，涉及多方麵利益矛盾，也是漢武身後引發爭議最多的問題。理財大臣桑弘羊作為政策主要製定者，在著名的鹽鐵會議上，為回擊論敵的批評，分析了導致經濟變法的主要原因：長期的邊疆戰爭耗費了國庫積蓄，漢武不得不尋求新的財政來源，以支撐大量軍費開支。這一理由使得他氣勢大增。可以想見，在削弱地方力量、剝奪宰相職權及開通西域、整肅遊俠等方麵，漢武都有理由借助於戰爭體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