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戚、宦官等與皇帝較為親近，大臣們為謀取一己私利，趨炎附勢，這無疑會影響政局清明，甚至喪失士大夫人格。外戚與宦官之所以能呼風喚雨，擁有大權，實際上還是來源於皇帝的權力讓渡，也是中央集權加強的表現。但是，當其權勢達到一定程度和規模後，就走向了皇權反麵，成為皇權的異化物，反過來淩駕於皇權之上，操縱皇權，甚至將皇帝自身的生殺予奪都操於其手。外戚、宦官紛紛粉墨登場，權勢赫赫，影響甚至決定朝政與國策，而他們自己也野心勃勃，覬覦皇位，勢必對劉氏統治產生隱患。最後才有外戚異類王莽的篡奪政權，消滅西漢，建立新朝。東漢立國後，外戚、宦官二患同樣嚴重——如果不是更嚴重的話，我們下文再作講解。
首先說外戚專權。外戚者，主要指皇帝老婆（即皇後）或母親（即太後）的父母叔伯兄弟姐妹之類直係親屬。兩漢的外戚政治，在中國曆朝中是最有特色也最嚴重的。其始作俑者、後繼者們的“榜樣”，自然是高祖之妻、有大漢“國母”之稱的呂雉呂後了。前文已有詳細講解。她剛毅而殘酷，殺死趙王如意，斷戚夫人手足為“人彘”，在惠帝時期“垂簾聽政”，此後少帝劉恭、常山王劉弘時期更是由她“東朝”專權，並壓抑同姓諸王，排擠元老重臣，打破“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的禁令，大封呂氏子弟為王候，以鞏固其權力和地位。呂後先後封呂台等6人為王，呂種等10餘人為候，培植起一個呂氏外戚集團。外戚雖已出現，但由於元老級大臣的約束，使得他們仍不敢越雷池一步。呂後死後，諸呂欲圖發動叛亂篡奪劉家江山，遭周勃、陳平、劉章等誅平（一陣刀光劍影、驚心動魄，卻很快消弭於無形，進一步說明那時外戚政治還在最初狀態，底氣不足，力量有限），擁立代王劉桓為帝，即文帝。但外戚與劉姓諸王已勢不兩立，為後世的外戚專權與宦官勾結、王莽改製埋下了伏筆。畢竟，你殺得完呂氏，卻殺不完所有戚族，這是那個時代無法解開的結。自此後，西漢曆代皇後，除昭帝生母鉤弋夫人被其父武帝賜死（就是擔心外戚專權而為）外，如文帝母薄皇後、景帝母竇皇後、武帝母王皇後、成帝母王政君等，均以太後身份居長樂宮垂簾聽政。
兩漢曆代皇帝時期，外戚均權傾朝廷，炙手可熱，隻是具體其作為好壞、利弊大小的不同而已。如文帝劉恒之妻、景帝劉啟生母竇太後的侄兒竇嬰，景帝時任大將軍，武帝剛登基時任丞相，不久被劉徹罷黜，他曾在平定吳楚七國之亂中立下汗馬功勞；景帝之妻、武帝生母王太後的同母異父弟弟、劉徹的舅舅田蚡，武帝時期先後任太尉、丞相，後因私怨殺竇嬰，權勢赫赫，但對漢武初政有較大輔佐作用；武帝第二個皇後衛子夫的弟弟衛青、外甥霍去病，分別任大將軍、驃騎將軍，是兩漢乃至中國古代的兩大名將、軍事家，對抗擊匈奴、穩定邊境，建立了莫大功勳；昭帝皇後上官氏的父親、劉弗陵的嶽父上官傑，昭帝之初也曾高居廟堂，盛極一時；而上官氏的外祖父、霍去病的同父異母弟弟霍光，在昭宣二帝時期更是列諸輔政大臣之首，集大司馬與大將軍於一身，把持朝政，為所欲為，但他對延續漢武盛世，執行休養生息，實現昭宣中興，保證國家的穩定和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此後，宣帝劉詢後期的史高（宣帝祖母、昭帝母親、武帝之妃史良娣的弟弟）、許延壽（宣帝皇後許氏的叔叔），元帝劉奭時期的許嘉（劉奭的舅舅）等，也先後曾高官厚祿，權淩眾臣，威脅皇權；元帝時期還另有宦官幹政。成帝劉驁時期，其生母皇太後王政君之弟、他的幾位王氏舅父王鳳、王音、王商、王根等，皆封為侯，且次第任大司馬兼大將軍、車騎將軍、衛將軍、驃騎將軍，王氏勢力左右著西漢後期整個朝廷。最後才有王政君之侄（後為漢平帝皇後王氏之父、劉衎嶽父）、大野心家王莽的粉墨登場，從代叔父王根為大司馬領尚書事起，一步一步控製政局，而終於取劉家天子而代之。其間隻有哀帝劉欣登基之初數年，重用其舅父、生母丁太後之弟丁明和祖母傅太後之弟傅喜（也都是戚族），而讓王莽鬱悶、收斂、等待、蓄養了一段時間。
再說宦官幹政。宦官（後另名太監、閹人）是一種由於後天因素，被製造和改變得非男非女的怪物（雖說是迫於無奈），孳生於中國古代封建宮廷裏的一個既可憐又可悲、但有時又非常可怕可恨可惡可恥的群體。根據柏楊的總結，宦官們“一是自卑，因為他們沒有生育能力和性交能力；二是沒有高深知識，因為他們沒有機會受高等教育；三是多少都懷著對常人的仇恨和報複心理，因為他們曾因貧苦而被閹割；四是缺少遠見和偉大抱負，因為宮廷生活極度狹窄和現實；五是缺少節操，因為宮廷輕視節操，有節操的人在宮廷中不能生存”，所以能指望他們做出什麼好事呢？前文已提到秦朝大宦官趙高，由於他的好使陰謀、貪戀權術，導致嬴氏政權覆亡，他要負很大責任。秦漢時期，由於“百官之首”丞相位高權重，皇帝與丞相之間必然產生矛盾；特別是那些叱吒風雲、喜歡獨斷專行的強硬帝君，對此尤其不滿。於是，精明、英武的漢武帝便開始選用身邊的宦官位列中書，掌尚書之職，出納文書，以削弱丞相權力。這些人與皇帝極為親近，儼然已成為決策機構，稱之為“內朝”；而與之相對應的以丞相為首的行政機關則淪為“外朝”。外朝機構雖並未做調整，但權力的重心明顯已偏向內朝一邊，外朝隻是一般的執行機構而已。這也就在製度上為宦官擁有參與行政決策權提供了保證。特別是在元帝時期，宦官幹政最為猖獗。劉奭與其說是個皇帝，倒不如說更像個文人。他多才多藝，感情豐富，溫文爾雅，淡泊無為；但優柔寡斷，執政不力，而使宦官弘恭、石顯等趁虛而入，參與朝事，開後世宦官外戚迭相為政之局（尤其發展到東漢時為甚）。
漢武帝晚期，西漢王朝已呈衰敗之勢，昭宣中興雖有所緩和，但內在的激烈矛盾隻是沒暴露出來而已，至元帝、成帝便開始走下坡路。皇帝親近宦官和外戚，與百官產生矛盾，皇權削弱，朝局動搖，政策難施。元帝統治時期，天子猶豫不決、疏於理政，而宦官、戚族相互勾結、一片混亂，且放棄漢初以來遷關東豪強充實關中之製，中央集權受到威脅，社會危機日益加深，農民生活困苦，不得不起為“盜賊”。成帝統治時期，政治腐敗、國事廢弛，皇帝縱情聲色、淫欲無度，嗜酒貪杯、癖好微行，大地主、大官僚兼並土地，導致銅車起義等大規模農民起義爆發，漢朝就此衰落，病入膏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