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始元年（公元8）王莽廢孺子嬰，自稱皇帝，改國號為新，和平奪權。登極前，依他既狡詐又煩瑣的個性，自然還有一番假惺惺的托辭：“昔周公攝位，終得複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並頒了一篇用深奧古文寫成的詔書，十足的“深文周納”。柏楊認為，王莽是儒家學派巨子，以一個學者建立一個龐大帝國，中國曆史上僅此一回。劉邦奪權隻是為當皇帝，滿足私欲；王莽則有他的政治抱負，是為實踐他的儒家思想。黃仁宇則為他解釋說：“所以王莽縱矯詐，他所處的背景，則是當日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西漢朝廷就產生不了一個強有力的領袖。從他的立場看來，除了篡位外，也沒有辦法打開出路了。”他做了15年皇帝，欲有所作為，動引經義，翌年以周禮等三代政治為理想，曆數西漢社會兼並之弊，托古改製，大肆改革，號為新政，卻是複古：首定國家經濟政策，立井田製度，將全國土地改為“王田”，限製個人占有數量；一家男子不滿8人，而占田超過一井（900畝）者，餘田分與九族、鄰裏、鄉黨；無田的按一夫一妻受田百畝分配；奴婢改稱“私屬”，均禁止買賣；推行五均賒貸和六筦政策，即把鹽、鐵、酒、幣製、山林、川澤收歸國有，控製和壟斷工商業；普通百姓因祭祀或喪葬需要，可向政府貸款，不收利息，但為經營農商事業而貸款，則收取純利十分之一的本息；利用朝廷權力調整市場經濟，平衡物價，防止商人剝削，增加國庫收入（很有點像社會主義初期的計劃經濟體製）；下到人民養生嫁娶，官室封國、刑罰、禮儀、田宅車服等儀式，皆依周禮；恢複五等爵，經常改變官製和行政區劃。一係列改革充滿空洞理想。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奉行不得其人，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且改革步驟太快，朝令夕改，屢次變更幣製，使百姓官吏不知所從，造成農商失業，食貨俱廢，經濟混亂。“王田”、“私屬”影響了大地主、官僚及商人利益；加上劉姓宗室失去權位，自然不滿和抵製。莽又看不起邊疆諸國，野蠻無文明，削王為侯，不斷挑起對匈奴和東北、西南各族的戰爭，致使邊地亂起，不得平息。賦役繁重，橫征暴斂，法令苛細，階級矛盾尖銳，人民不堪其苦。
天鳳四年（公元17），全國發生蝗患旱災，饑荒四起，莽叫百姓煮草根為酩以代糧，無效，饑民起而暴亂，赤眉、綠林軍相繼揭竿而起。莽軍相繼敗於農民軍，又在昆陽之戰中以40餘萬軍而不敵萬餘兵力的劉秀，自此大衰。地皇四年（公元23），莽率群臣至南郊舉行哭天大典，稱“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可另幾支暴亂勁旅赤眉下江起事軍、劉玄（更始帝）新市平林軍等已攻入長安，城中少年響應，至漸台。商人杜吳殺了王莽，校尉公賓斬其首，為起事軍懸於宛市之中。兩年後，西漢宗室劉秀建立東漢，定都洛陽。
王莽是兩漢之間的異類，代罪羔羊。是他平息了混亂，又是他挑起了更大的混亂，他之所以能登上皇位，是由其早年的經曆、自己的努力及外戚掌權、特殊際遇造就的。其政治失敗，史書評為改製無方，食古不化，不誠無物及人心思漢等。他的一係列改革未能見效，因為誘發了社會動蕩，損害了統治階級利益，又未能給人民帶來任何好處，最終隻能是理想主義改革者的夢想破滅。柏楊則認為，他的失敗原因主要有5點：複古，守舊；缺乏技術能力；控製不了豪強官僚等既得利益者的反擊；過於迷信製度，而且煩瑣、屢變；固執己見，不聽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