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劉邦登基之後的8年，一直奔波於平定異姓王叛亂的征途上。可以說他是在馬上得天下，又是在馬上安天下，其經曆也夠坎坷、艱苦了。而最終他還是給子孫後代留下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政治局麵，也算可以了卻一樁心願了。
在鏟除異姓王的同時，高祖劉邦開始分封同姓宗室子弟為諸侯王：其弟劉交為楚王、子劉肥為齊王、子劉恒為代王、兄子劉濞為吳王等，這樣著實是“肥水不留外人田”，總算自家兄弟，總有情誼在吧。劉邦還提出“非同姓而王者，天下共擊之”，典故出自“白馬之盟”，即劉邦晚年，知道自己快不久於人世了，便把大臣和呂後召集到麵前，吩咐宰殺了一匹白馬，要大家歃血為盟，發誓將來不是姓劉的不可以封王，不是功臣不可以封侯；誰違背了，大家就共同討伐之。實際上這是針對當時日益增長的呂氏集團，他擔心外戚幹政。劉邦試圖確保劉姓江山的穩固，認為隻有同姓王才會盡力鞏固大漢江山。然而他沒有想到的是，這些同姓王日後還是給中央皇權帶來了巨大威脅，並於景帝時期爆發了“七國之亂”。這真是顧得了這頭顧不了那頭：擔心異姓王出事，又出了同姓王問題；力圖控製外戚實力，最終外戚仍葬送了大漢。在權力麵前，親情、友情（還有愛情）頓時變得無力起來。劉邦或許早該想到會有那樣的局麵。他不是也背棄了自己當初的諾言麼？感情不在了，一個姓氏又能起多大作用呢？
然而，剪除異姓諸侯王、分封同姓王，在王朝最初，就總體言還是更多地起到了積極作用。一方麵確保了中央權力的穩固；同時同姓王在各地加強了對所轄區的管轄，促進了當地開發，也糾正了中央權力過分集中的弊端。
第二節以農為本，與民休息
劉邦像
政權的更替改換，對百姓的影響往往是負麵的。連年戰爭帶來的生產力的破壞以及人口的減少，使人民群眾無可避免地麵臨生存危機。相應地，國家稅收減少，整個社會發展滯緩。由此，新王朝統治者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如何收拾戰爭留下的殘局。西漢之初，社會經濟十分凋敝，政府財政極其匱乏，甚至連天子所乘的車都不能備齊四匹同樣顏色的馬，王侯將相有時隻能乘牛車出門。再加上不法奸商的囤積居奇、物價極高，百姓生活更為困苦。為此，漢初統治者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發展經濟，與民休息。漢高祖劉邦政府實行“輕徭薄賦”為主的經濟政策，盡力恢複凋敝的社會經濟，調整生產關係，促進生產力發展。
重農抑商。農業是經濟發展的首要對象。封建社會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農業是最具決定性的生產部門。農業生產的狀況，直接關係到國家興衰和人民生計好壞。西漢統治者仍然繼承秦王朝“上農除末”的農本思想，貫徹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以保證以小農為基礎的社會經濟得以發展。漢初諸學者，賈誼、晁錯等，也都是提倡重農抑商。漢高祖詔令對商人的限製極為苛刻，並貶低商人的社會地位，如不許他們穿絲織衣服、操兵器、乘車騎馬，商人及其子弟不得做官，商人與奴婢一樣每年必須加倍繳納人頭稅，從重征收他們的賦稅。重農抑商政策保證了國家的財賦收入，而且防止了農業勞動力流散，將農民牢牢地控製在土地上，也有利於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有利於社會穩定。由此，封建社會曆代統治者們一直推行此項政策。
罷兵歸農和動員流民回鄉。漢高祖於稱帝當年（公元前202年），即頒布了《罷兵賜複詔》。主要內容為：全麵複原軍隊，並給以優惠條件：入關滅秦的關東人願留關中為民者免徭役12年，回關東者免徭役6年。扶植新的軍功地主：凡複員的軍官，可按軍功大小分配田宅或免除賦役，爵位在第七等公大夫以上的“皆令食邑”。安撫前朝流民；令為躲避戰亂而隱入山澤，在國家戶籍上還未加登記的流民回歸此前所屬的縣，政府歸還曾經的田宅（《漢書·高帝紀》）。《罷兵賜複詔》主要是安定民心，扶植軍功地主和自耕農，將農民與土地結合起來，盡力恢複農業生產。軍功地主的產生，也擴大了漢王朝的統治基礎。這些舉措不僅增加了農業生產勞動力，而且調整了土地政策，還使得更多的人擁有了土地，提高了生產積極性，為農業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推廣農具。農業技術方麵，劉漢政府重視生產工具的推廣，主要表現在牛耕更加普遍，鐵農具更進一步推廣，水利工程大量興建，耕作技術有了顯著改進。西漢初年，由於連年戰亂，缺少牲畜，人力占主要地位。為提高農業效率，政府下令保護耕牛，私自殺牛、盜牛者受重刑。牛耕在黃河流域逐漸盛行起來，也存在用馬耕地的現象。與此同時，鐵製農具的製作與使用比較廣泛。不但中原地區普遍使用鐵器，而且推廣到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鐵製農具的種類也不斷增多。僅鐵犁中，就有鐵口犁鏵、尖鋒雙翼犁鏵、舌狀梯形犁鏵，還有大型犁鏵。這些都為農業生產力的提高打下了良好基礎。
減輕田租。在賦稅製度上，漢高祖劉邦下令減輕賦稅徭役。苛捐雜役向來是百姓痛苦的直接原因。劉邦出身農家，深知賦役對民眾乃是一大重負。漢承秦製，賦稅製度也大體相同，但是征收的量較為減少。田租由原來的“十稅一”降低到“什五而稅一”。算賦也就是人頭稅，從15歲到26歲的男女，每人每年要向政府繳納120錢，稱為一算。口賦則是要求7歲到14歲的兒童，每年每人繳納20錢。更賦是一種代役稅。男子23歲到26歲之間，每人要到京師和邊疆服兵役2年，每人每年要到本郡服役1個月。如有不願去的，可出錢兩千，叫踐更。這些政策，對於恢複農業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由於減輕賦稅，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提高，農業產量自然增長。
釋放奴婢，增加農業勞動人口。增加勞動力是發展生產的關鍵。當時社會上存在大量奴婢，還有正繼續被迫賣身為奴的，都使漢王朝直接控製的依附農民減少。為發展農業，增加務農人口，漢高祖又發布了釋放奴婢的命令：因為饑餓而自賣為奴婢的人，此後皆為庶人（《漢書·高帝紀》）。大量獲得自由的平民，成為發展農業生產的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而他們對於增加國家的賦稅，也具有積極的意義。
獎勵生育。人口的增加，可以為封建經濟發展提供勞動力。同時，劉邦建國之後連年的征戰，更需要人力上的補充。為刺激人口迅速增長，西漢朝廷鼓勵人民多生育。漢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劉邦詔令“民產子，複勿事二歲”，即是說，生了兒子，可以免除徭役二年。
遷移人口。與秦始皇做法相同的是，漢高祖也將六國舊貴族與地方豪強10餘萬口遷到關中，以充實京畿一帶，既加強了對他們的控製，同時又恢複和發展了經過多年兵燹的洗禮，已變得蕭條破敗的關中（包括京城）的經濟和社會麵貌，使得京畿附近迅速財富集中、物質繁榮、氣象興旺，成為名副其實的“首善之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