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有法才算國家
蕭何像
秦始皇堪稱依法治國的典範。整個秦王朝在法家思想的熏染之下，“以法為令，以吏為師”，民眾當鋪被納入到了嚴格的法律體係之中。然而，嚴刑峻法畢竟不是長久之計，秦王朝終究毀於一旦。漢高祖劉邦深知苛法之害，而他又擅長與人打交道，更喜歡用人際手段來代替法治工具，於是盡除秦之律法，“約法三章”，嚐試“以德治國”。隻是畢竟整個國家的經營更為錯綜複雜，“德”似乎也難達完美。國家國家，作為“一定階級的統治機關”（列寧語），是需要自己的暴力工具也就是國家機器的，法律是其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劉邦手下自有為其分憂解難之人。百官之首的丞相、酂侯蕭何，又一次運用他的智慧，將規範社會之“法”與安定社會之“德”加以完美結合，《漢律》九章便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
高祖劉邦入主關中以後，曾依據蕭何的建議“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以此來規範軍隊法紀。這在朝代更替、百廢待興之際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使得劉邦首先得到了廣大民眾的支持，為後來楚漢戰爭的勝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然而，隨著社會秩序的逐步穩定，“約法三章”已遠遠不能解決社會出現的諸多問題，社會急需係統而全麵的法律體係加以整治。
蕭何製定《漢律》九章，實際上主要還是承襲秦律體係。而追溯更早的源頭，應該是戰國時期李悝的《法經》。《法經》將法典分作6篇（《盜》、《賊》、《網》、《捕》、《具》、《雜》），商鞅吸取其精華製成秦律，體係未變，仍是6篇。
古代的法律，實質上主要相當於當代的刑法。畢竟，當時社會的發展較今天而言仍停留在較低的層次，政府主要關注的是政權的穩固以及社會的安定。民眾更多的隻是能夠保護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及財產安全，對於其他權益的爭端也並不處處訴之於法。古代哪有我們今人的複雜，什麼“名譽權”、“肖像權”、“知識產權”、“人身自由”，他們一概不知。《法經》6篇即可看出當時法律的側重之處。今天，我們以法製體係是否完善來衡量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而在古代，法律也同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當時社會的主要問題與矛盾。
李悝製定《法經》的時候，認為王者的政務之中最重要的就是盜賊，所以律例始於《盜》、《賊》。《盜》主要有關偷盜之法，《賊》是有關危及政權穩定和人身安全的法律。而盜賊需要追捕，由此又有《網》、《捕》；《網》是有關審判、斷獄的法律，《捕》主要是追捕罪犯的法律。此外，《雜》是有關處罰狡詐、越城、賭博、貪汙、淫亂等行為的法律。《具》規範定罪量刑的通例與原則，相當於現代刑法典的總則部分。其他5篇為“罪名之製”，相當於現代刑法典的分則部分。這些法律的內容，主要是為了維護社會治安，為百姓提供穩定的生活環境，以促進整個社會的繁榮以及經濟的穩步發展。當時統治者的主要任務，大概就是“維和”而已。
而蕭何在此6篇的基礎上，增加3篇（《興》、《廄》、《戶》），製定《漢律》九章（亦稱《九章律》）。增加的這部分內容，主要是有關徭役、廄苑、戶賦的法律，為經濟方麵的內容。這可以反映出當時社會的政治秩序正逐步穩定，國家開始關注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並製定法律加以製約，以規範其發展。
蕭何製定律例，主要是將秦律當中較為苛刻的條令刪除，“取其宜於時者”。而秦律基本的法律原則、定刑標準等，並未有過大的改動。對蕭何而言，這已經並非簡易之事了。去除嚴刑峻法的工作，一直延續到文帝、景帝時代，可見其工程之浩大。今天，我們修改和製定一項法律，需要經過的過程包括法律文案的醞釀、擬稿、提出、討論、審議、表決和公布等多個環節，每一環節皆不可缺少。畢竟，製定法律是極為莊重而嚴肅的。在古代，在人力物力、文化水平和經濟條件均受到極大限製的情況之下，蕭何之舉已尚屬不易。
《九章律》是漢朝的主要法律，另外附有一些輔助性法律，比如叔孫通《傍章》18篇、張湯《越宮律》27篇、趙禹《朝律》6篇等，共60篇。這些律例補充了《漢律》九章，使其整個法律體係更為完善，對西漢王朝社會的穩定與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然而，這些法令也有一些局限的地方，比如分類雜糅，各個子類之下的法令經常會有交叉，《興》有上獄之法，《廄》有逮捕之事，使官員在判案時的參照標準常有混亂。但是，秦漢時期畢竟是我國法律體係的初創階段。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其體係以及分類也更加完善。尤其在西漢剛剛建立不久，社會一片凋敝之際，《九章律》的積極規範作用還是占主導地位的。
蕭何製成《漢律》九章，也標誌著劉邦這位布衣皇帝所創建的統治秩序更為完善，王朝各項製度逐步走入正軌，整個國家機器開始穩步發展起來，並即將迎來大漢更加繁榮的恢宏景象。
第五節尚黃老無為，倡休養生息
漢文帝陵墓
大漢伊始，經高祖劉邦的初創，又經惠帝、呂後的治理，國家已開始從秦亡的凋敝中逐步恢複。但是，抗秦暴亂及楚漢爭雄對社會帶來的創傷尚未消除，漢初統治者便皆信奉黃老學說的“無為而治”；加之民眾始終希望平穩的政局時勢、寬鬆的社會環境，由此統治者繼續奉行“與民休息”的經濟政策，促進整個國家繼續安定發展。黃老學說是戰國時期形成的道家學說，“黃”指遠古聖君黃帝之學，“老”指“大耳朵”李聃老子之學，以老莊思想為基礎，無為而治（“無為而無所不為”，“治大國如烹小鮮”）是其最主要的核心內容。黃老學說在漢初成了統治者主要的治國思想。
漢文帝（公元前202—公元前157），即劉恒，高祖第四子。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平代地，被立為代王。前180年呂後死，周勃、陳平等平諸呂之亂，迎立其為帝。在位23年，提倡農耕，免農田租稅凡12年。主張清靜無為，與民休息，故全國經濟漸次恢複，政治穩定。在曆代帝王中以生活儉素著稱。舊史與其子景帝兩代並稱“文景之治”。
劉恒之母係高祖劉邦的冷妃薄氏，吳（今江蘇省蘇州）人。薄氏之母血統高貴，乃當年魏王宗室女子魏媼。其母與人私通生下她，薄氏便從小隨母生活在魏國王宮。其時民間奇人有名許負者，曾見到年幼的薄氏，為之驚呆，偷偷告訴魏王豹：“此女乃生天子相也！”公元前204年劉邦打敗魏軍，俘虜後宮佳麗無數，薄氏也跟隨其母去了滎陽軍營，在紛呈室織布。因容貌清麗出眾、舉止非同一般，被劉邦無意發現，帶入宮中。可惜劉邦軍務繁忙，且家有悍婦呂雉，又有極其寵幸的戚夫人，後來幾乎很少想到這個薄氏。直到後來一次偶然的臨幸，薄氏施展渾身招數，竟然一舉成功，孕育出了劉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