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董仲舒像
由於從小喜歡閱讀孔孟等傳統儒家經典，漢武帝劉徹在剛剛被立為太子時，就深受儒學影響。他16歲登基後即開始實施“新政”：罷丞相衛綰，改組“三公”人選，任命竇太後之侄竇嬰為相，王太後同母弟（武帝舅父）田蚡為太尉，儒生趙綰為禦史大夫；還任命儒生王臧為郎中令（即皇宮侍衛長），成為其近臣。漢武還議立“明堂”，按古製大興禮樂。明堂是一種朝會禮儀製度。漢武派人用安車駟馬，將名儒申公迎來長安，具體指導籌建明堂諸事。
漢武帝躍躍欲試，醉心尊崇儒術，卻遭竇氏太皇太後反對。竇氏推崇黃老之學，她怒斥漢武，斷然禁止他再搞尊儒活動。漢武無奈，隻好放棄籌建明堂計劃，還被迫將趙綰和王臧下獄治罪，丞相竇嬰、太尉田蚡也都被免職。申公因病免官回家，幾年後就死了。漢武的尊儒新政暫時受到了挫折。直到建元六年（公元前135），身曆四朝的太皇太後駕甭。當了5年皇帝的漢武年已22歲，真正成熟穩重起來。王太後又寵愛兒子，不幹預政事。漢武終於有了獨立處理國家大事的權力。於是，他興奮地告別了政治“禁錮期”，得到施展抱負的機會，開始正式采納與實施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意見。
董仲舒（公元前179—公元前104），漢代政治家、思想家、經學家，今文經學派創始人。廣川（今河北景縣）人，曾任博士、江都相、膠西王相，著有《春秋繁露》等。專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元光元年（公元前134）五月，漢武帝詔舉賢良方正，親自召見董仲舒。董仲舒洋洋灑灑作萬言試卷，針對漢武的問題一一做了解答，攻擊其他學派全是左道旁門、妖言邪說，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得到武帝賞識。董仲舒思想的主要特色，是以儒家學說為基礎，引入陰陽五行理論，雜糅合一，建成新的思想體係。根據他的理論，帝王具有絕對的統治權威，這是漢武最需要的精神武器。董仲舒又從天人關係出發，根據“陽尊陰卑”的思想，建立了一套“三綱”（君未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仁義禮智信）的倫理學。董仲舒還建議統一學術、統一思想、統一文化、統一規範，直截了當地提出“大一統”的政治主張。
漢武帝聽了天人三策，大為興奮，覺得“甚合孤意”，於是從其所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規定“凡是不在五經之內的著作，以及非孔丘所傳授的書籍，應一律禁絕，不準流傳”。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論，改變了漢家統治的指導思想，由以前的崇尚黃老無為政治改為崇尚儒學的禮樂文章，開啟了漢代文治燦爛的先河，砥礪了漢代士子好學尚文的一代風習。國家以儒學選士，士子以儒行勵操，於是形成尊儒好學之風；歲貢賢能，形成定製，並以考績官吏，從而為國家多渠道選拔人才開通航道；確立了儒家欽定的獨尊地位，使儒學借助政府力量戰勝百家，取得壓倒優勢，從諸子之一成為中國兩千多年封建時代占統治地位的思想。繼而儒風漸盛，聖學廣被，儒學實現了重大轉折。
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實際上隻是提高儒學地位，將它奉為官方統治思想，為自己的專製統治和封建等級倫理服務而已，但其他思想學派並未完全禁止。各派學者不僅可公開教授、治學，也有不少人入了朝廷為官。它有著自身的時代特點。漢武推崇的儒術，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陰陽家等各種不同學派的一些思想，與孔孟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其中既有孔子的自身約束、待人寬厚、禮儀周到、人本主義精神、家人親族團結，孟子的人民生計與國本攸關（“民貴君輕”、“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仁義禮智”“四端”），又有發家的注重農桑貶斥商業、鹽鐵官營、嚴刑峻法等，還將源於《易經》的迷信宇宙觀與政治學混為一談。漢武把儒術與刑名法術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雜之”的統治手段，對後世影響頗為深遠。
漢武作為中國曆史上著名的專製帝王，在思想文化上首次確立儒家的正統與主導地位，使得專製大一統的思想作為一種主流意識形態成為定型，作為一種成熟的製度亦同樣成為定型。他完成了專製政治結構的基本工程，所謂“內聖外王”，剛柔相濟，人治社會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為有了一套完備的仕進製度而得以確立。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為一個社會牢固、安定的勢力，並進一步推廣，最終成為整個宗法製國家的基礎。
不過，若從另一角度看，漢武的文治武功雖有其進步意義，可它對曆史的負麵影響同樣不容忽視。大一統的思想固然能增強民族之間的凝聚力，同時也將專製集權推向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大家族的生活方式雖然成了穩定社會的基石，但也使得人治政治成為兩千年不變的定式；等級，禮教，避諱，三年之喪……簡直使人不堪負荷。至於漢武時代連年不斷的戰爭與攻伐，更是造成了社會動蕩、民不聊生的惡劣後果，其利弊得失一言難盡。
第八節不行黜陟，藩國自析
主父偃
所謂“推恩令”，即漢武帝為削弱諸侯王勢力而頒行的重要法令。
高祖劉邦在西漢創建之初大封同姓子弟為王，建立了許多諸侯國。他們占有廣袤的領地，在政治、經濟上擁有很大支配權，並有相對獨立性。這就為王朝培植離心力量埋下了種子、創造了溫床，最後發展成漢初社會的禍患。諸侯王國初立時，各國經濟實力還很弱小，一時無力與中央分庭抗禮；且多數諸侯王年齡尚小，朝廷所派丞相及太傅基本上能左右王國事務。可等劉邦死後，王朝大力推行無為政治，對諸侯王國勢力的惡性發展也起到了催化作用。文景時期推行的黃老政治，對穩定政局、恢複經濟有很大作用，但同樣為諸侯王國和地方豪強勢力的發展提供了良好條件。經過近20年休養生息，各諸侯王國的經濟力量有了較大的發展，甚至“富埒天子”（《漢書·食貨誌》）。文景時期的吳楚七國之亂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爆發的。
西漢自文景兩代起，對於如何限製和削弱日益膨脹的諸侯王勢力，一直是封建皇帝麵臨的嚴重問題。羽翼日趨豐滿的諸侯王國勢力，在漢文時期離心傾向日益顯著，終於發展成與漢廷對抗的政治勢力。文帝三年（公元前177）濟北王劉興居起兵叛亂，首開王國武裝反抗中央之先。賈誼鑒於濟北王、淮南王謀逆，曾提出“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建議。文帝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這一建議，但並沒完全解決問題。景帝即位後，準備采納晁錯削藩的建議，卻導致吳楚七國以武裝叛亂相對抗。景帝迅速平定了叛亂。此後，景帝將王國任用官吏權收歸朝廷，“令諸侯不得複治國，天子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禦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謁者、郎諸官。長丞皆損其員。”漢武繼續這一做法，又取消王國郎中令。至此，王國治權雖減少，而擁地甚廣，依然成為對西漢朝廷的威脅。至漢武初年，一些大國連城數十，地方千裏，驕奢淫逸，阻眾抗命，仍威脅著中央集權的鞏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