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父偃（？—公元前127），西漢名儒，臨菑（今屬山東）人。初習縱橫家言，後乃學《易》、《春秋》百家之說。漢武帝元光初年上書言事，任郎中，一年之內四次遷官，至中大夫。提出削弱諸侯王勢力的“推恩法”，主張抑製豪強貴族的兼並；建議設置朔方郡，以抗擊北方匈奴的侵擾。元朔二年出任齊王相，揭發齊王與其姐通奸的荒淫行為，迫齊王自殺，以此得罪族誅。
為進一步削弱封國勢力，主父偃向漢武帝建議：“古者諸侯不過百裏，強弱之形易製。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裏，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漢武接受他的建議，於元朔二年（公元前127）決定頒行“推恩令”，下詔“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聯且臨定其號名”。即允許各諸侯王推“私恩”，把王國土地的一部分再分給其子弟為列侯，由皇帝製定這些侯國的名號。名義是上施德惠，實際上是剖分其國，以削弱諸侯王勢力。此建議既迎合了漢武鞏固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的需要，又能避免激起諸侯王武裝反抗的可能，因而立即為漢武肯定。同年春正月，漢武即頒布推恩令。推恩令下達後，各諸侯王支庶多得以受封為列侯，不少王國也先後分為若幹侯國。照漢製，侯國隸屬於郡，地位與縣相當。因此，王國析為侯國，也就是王國縮小和朝廷直轄地擴大。
推恩令經過實施，各王國紛請分邑子弟，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僅從元朔二年至六年（公元前127—公元前123），封侯的數目便多達121人；元鼎年間至武帝末年（公元前116—公元前87）又有44人封侯，甚至一日內竟有24人同時封侯。此外，對有罪的諸侯王則削奪其封國。僅元鼎五年（公元前112），武帝以酎金（漢製每年8月要舉行宗廟大祭，王侯須獻黃金助祭，稱為“酎金”）不合規定為由，就削奪了106個人的爵位。這樣，漢廷中央“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到漢武以後，諸侯王國轄地不過數縣，其地位隻相當於郡。雖然王國繼續存在，但是作為一種政治勢力，它已失去了漢初原有的活力。這種恩違並施的政策，基本上解決了漢初以來長期未得解決的諸侯王勢力的問題。
推恩令是漢武時代思想變革與政治變革統一的標誌，表明漢武不僅正式采用儒家思想治國，並取得了成功，從而完成了漢代分封製向郡縣製的過渡。
第九節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
金縷玉衣
封建王朝要加強專製主義中央集權，主要是指兩個方麵的內容：加強皇帝控製朝臣的權力；加強朝廷控製各地的權力。而這些都要靠封建官僚機構來實現。漢武作為一位有作為的帝王，在政治體製上開設中、外朝，形成兩個官僚係統：由大將軍、尚書等組成的中朝是決策機關，又稱內朝或內廷；以丞相為首的外朝是政務機關。
中朝預政。出現中、外朝體製的根源，在於漢初政治製度本身存在的矛盾，它是君權與相權鬥爭的產物。漢初承襲秦製，以丞相輔佐皇帝，其權勢大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這在漢武之初仍沒什麼改變。劉徹即位不久，丞相田蚡掌握任免大小官吏的大權，炙手可熱。漢武對此不滿。一日田蚡入宮奏事，漢武問他：“君除（任命）吏盡未？吾亦欲除吏！”表明他不滿丞相權柄之重，決心削弱相權，建立中朝。漢武限製丞相權力，自己親自處理各項政務，令九卿不通過丞相直接向他奏事。與此同時，他還提拔了一批中下層官員擔任其侍從和秘書，通過他們來發號施令。這樣，在朝官中就形成了以尚書、中書、侍中等組成的中朝官和以丞相為首的外朝官，而中朝的地位更加重要，遂成為實際的決策機關。中朝預政是朝廷政治體製的重大改革，加強了皇權對國家各方麵的控製，而且大大精確了中央決策的內容，使工作效率得以提高，同時也便於眾人對漢武意圖的理解。
加強監察。漢武帝統治著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帝國，就必須駕馭一支龐大的官僚隊伍，使他們盡心效力，忠於職守。可由於漢景以來，職官、司法製度日益廢弛，奢侈成風，吏治敗壞，導致征斂不止，民不聊生，加劇了社會危機。為扭轉這種情況，漢武一則運用儒家學說進行思想控製，再則對漢初以來的監察製度進行了重大改革。
建立刺史製度。漢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為加強對郡國的督察，防止其勢力過於龐大，朝廷將全國分為豫、冀、徐、青、荊、揚、益、涼、並、幽、兗、朔方、交趾13個監察區，叫十三州部，每州部設刺史一人。刺史沒有固定治所，每年8月巡視所部郡國，考察吏治，獎懲官員，斷治冤獄。刺史由朝廷派遣，秩僅六百石，隻是個中級官吏，職位不高，可官小權重，出使時代表中央，受禦史大夫所屬禦史中丞直接領導，可在皇帝規定的六條問事範圍內督察十三州的大官甚至諸侯王，但不直接處理地方行政事務。這就可以打擊地方官僚和豪強地主，起到加強中央集權的作用。刺史奉旨以漢武手詔六條對地方官吏和豪強大族進行監察：強宗豪右田宅逾製，以強淩弱，以眾暴寡。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製，背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奸。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加罰，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戮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襖祥訛言。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托所監。二千古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賄，割損政令（《漢書·百官公卿表》顏師古注引《漢官典職儀》）。從其職能範圍來看，除第一條是監督地方豪強外，其餘5條都是監察二千石以上高官。在監察的具體事項上，重在以權謀私，以強淩弱，擅權專橫，胡作非為，請托賄賂，損公肥私等，表明漢代的監察機製對官吏的監督已頗為嚴厲。
禦史中丞、司隸校尉、丞相司直。這是漢武時期建立的三大監察係統。征和四年（公元前89），漢武設置司隸校尉，監察京師百官和三輔（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三河（河東、河內、河南）及弘農七郡的官員；設置丞相司直，這是丞相的屬官，表麵是協助丞相監察不法官員，實際上也有監察丞相之用。這些係統互相監督，大大加強了皇帝對中央百官和地方官吏的控製，從而保證了中央集權的政治體製和皇帝至高無上的地位。
抑製豪強。漢武初期，土地兼並加劇，巧取豪奪變本加厲。故而，抑製豪強地主發展，扶持小農經濟地位，穩定在籍編戶之民，無論是保證漢廷賦役來源還是鞏固統治秩序，都有重要意義。為此，漢武在不改變賦役製度條件下，利用專製皇權的政治力量，對豪強地主經濟發展加以打擊和抑製。主要措施有：遷徙豪富。漢武繼續推行高祖與文景二帝徙民於京畿的政策，元朔二年（公元前127）下令將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以上者，通通遷往茂陵（漢武陵寢所在地）。在遷徙豪族的問題上，漢武與高祖不同：高祖是為從政治上打擊六國舊貴族；漢武則主要是以皇室兼並對付豪強兼並，從經濟上打擊大搞土地兼並的新興暴發戶，使中央政權對高訾巨富進行直接控製，達到“強幹弱枝”目的。任用酷吏，嚴厲打擊。對那些橫行郡國，作奸犯科的豪強，漢武選任一些酷吏，予以嚴厲鎮壓。經濟限製。這是指對工商業主、高利貸者等豪富占田數量的限製。元狩四年（公元前119）漢武頒布《名田令》，規定：“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如田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