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壟斷。元鼎四年（公元前113），漢武取消了各郡國鑄錢權，由國家有關部門統一鑄造新五銖錢，亦名“三官錢”。統一貨幣後，漢武王朝經濟力量得到大幅度加強，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的政治製度也獲得了經濟上的保證。在此基礎上，漢武又采納布衣丞相、理財家桑弘羊（公元前152—公元前80，洛陽人，生於商家）建議，對鹽鐵等重要物資實行統一管理，抑製了豪強大賈的囤積居奇，充實了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桑弘羊曾有“今意總一鹽鐵，非獨為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絕並兼之路也”的著名論斷。
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鞏固了統一，但也帶來了一些弊端。中朝的權力越來越重，逐漸為外戚和宦官“與聞政事”提供了空間和環境。中朝官地位越來越高，而其職又多由宦官與外戚擔任，因此，自霍光輔政至於東漢，終於造成了外戚與宦官專政的局麵。不論外戚和宦官，都是作為中朝官而專朝政的。還有刺使問題。到東漢時期，刺史逐漸演變成郡縣之上的一級行政建製，形成威脅中央集權的地方割據勢力。
第十節舉孝廉，興太學
古代太學門
漢武帝為加強西漢王朝的中央集權，維護龐大的官僚係統，這就必須要求有一套完整的選拔、培養官吏的辦法，從而得以網羅人才、重用人才，使得一大批官吏不斷及時地充實到各個機構中去。漢武采納儒生董仲舒的“求賢”建議，實現賢良策試與察舉征召相結合的選官製度，並立太學、置博士以聚集和培訓人才。這套選拔、培養官吏的製度體係，一直為後來的曆代皇帝所沿用。
漢武帝剛即位的頭一年，便詔令中央和地方主要行政長官向朝廷舉薦道德學問優異、又有議政能力的人。6年後，即元光元年（公元前134），他再次下詔命舉賢良文學上書對策，並在這一年明確規定了郡國必須選舉的人數。董仲舒在其所上的《天人三策》裏，提出統一思想的主張，要求將那些不符合儒家六經宗旨和孔子之術的思想學說一律禁止，不允許它們存在。這迎合了漢武欲加強中央集權、皇帝專製的思想。不久漢武便任命他為江都相，同時下令全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通過賢良對策等方式，漢武特意從身份低微的士人中破格選用人才，身邊集中了一批有才幹的近侍之臣，讓他們隨侍左右，顧問應對，參議要政。他們由庶僚加銜侍中、諸曹、諸吏、給事中，從而成為入侍天子的內臣。這些中朝官員的秩爵並不顯要，但身份特殊，不僅參與軍國大事謀議，有時還奉命與公卿大臣論辯，以致麵折廷爭而詘大臣。這就是用小官管大事，而小官又易於控製，從而收到以卑製尊、以輕馭重、以中禦外、尊君抑臣的目的。而且，由皇帝親自任命和直接指揮的高級將領也往往參議機要。於是，與屬於丞相、禦史大夫為首所構成的官僚機構——外朝相對應的中朝得以形成。中朝在宮廷之內對重要政事先自做出決策。
漢武還擴大選官範圍，建立察舉征召製度。察舉，即先行考察再舉為官。源於高祖，明文記載始於漢武。漢武令郡國舉孝、各一人，每年一次。孝廉即孝子和廉吏，是察舉的兩個科目，後混為一科，此外還有茂才、賢良方正、賢良文學、明經、明法等科。察舉對象是通曉儒學的儒生，其出路是到中央任郎官。他們由食祿二千石者推薦，通過考試即可授予官職。漢武即位第一年，就詔令“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6年後（公元前134年）又下詔策試賢良，並規定，依據人口數量、按一定比例進行選舉，不需資產限製。察舉製的施行，改變了世官製傳統，在中國選官製度史上具有特殊意義。史學家勞幹指出，漢武“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的元光元年是“中國學術史和中國政治史最可紀念的一年”。
征召就是由皇帝直接召見那些有一定能力而又不肯出仕的隱士，並當麵授予官職。同時，天下吏民若有上書言事而又言之成理者，亦授予官職。另外，博士弟子中考試成績優異者亦可入補官吏，這是選官的另一條“綠色通道”。元朔五年（公元前124），丞相公孫弘奏請，讓博士弟子員受業1年，經過“射策課試”，能通一經者就可補文學掌故之缺，課試高第者可任郎中。
漢武通過這些措施選拔了一批才華出眾之士，充實了官僚機構。這種選官製保證了獨尊儒術的推行，進一步擴大了選拔官吏範圍，為加強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邁出了重要一步。
秦漢之際儒家多難。秦始皇焚書坑儒，漢高祖溺冠辱罵，該學派遭到各種貶黜。儒學複興始於文景成於武帝。其間有兩大舉措：置五經博士。文景時期，儒學共立《詩》、《書》、《春秋》三經博士。建元五年（公元前136），漢武趁太皇太後病重之際，正式置“五經”博士（另加《易》、《禮》兩經），以培養儒學後備力量。漢武將儒家思想定為一尊，對於此後中國社會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反響。興辦太學。這是漢武時代在文化教育方麵的另一重要貢獻。元朔五年（公元前124），漢武接受董仲舒獻策創建太學，國家培養政治管理人才的官立學校於是出現。太學完全用儒家五經為課程，教師聘請儒學博士擔任。太學雖起初規模有限，隻有幾位經學博士和50名博士弟子，但這一雛形卻代表著中國古代文化教育進步的方向。它的設立進一步助長了民間積極向學的風氣，對文化的傳播起到了重大推動作用，同時使貴族官僚壟斷官位的情形有所改變，一般中家子弟參與行政的門徑得以拓寬，一些出身社會下層的英俊之士也得到了入仕的機會。它的興起，首開我國曆史上“學而優則仕”的正規途徑，適應了國家培養官吏的需要，所以發展很快。（詳見第八章第一節《太學》。）
漢武還推廣文翁經驗，“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在我國古代帝王中，辦教育熱情之高、成績之大，漢武當推第一。他又下令建立國家藏書庫以整理各類圖籍。他的一係列興教修文舉措，在中國和世界文化教育發展史上皆屬劃時代的大事，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