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節開國家壟斷先河
西漢彩繪陶俑
為促進經濟發展，以解決日益嚴重的中央政府財政困難，漢武帝也采取了一些新措施，加強朝廷對全國的控製，打擊富商大賈。
改革幣製，統一貨幣，將鑄幣權收歸中央。漢初長期聽任郡國自由鑄錢，社會上貨幣流通極為混亂，引起物價上漲，阻礙商品的正常交換。同時，由於一些貴族官僚和富商大賈操縱鑄幣權，“富埒天子”，也威脅到中央。元鼎四年（公元前113），漢武下令禁止郡國鑄錢，各地私鑄錢全部運到京師銷毀；並成立專門的鑄幣機構——“上林三官”，以負責鑄造五銖錢（合今重2．9克），由中央壟斷了統一貨幣的鑄造權。新造的五銖錢重如其文，質量很高，便於流通，直到1920年，封建社會兩千餘年裏，曆代銅錢皆為五銖重。
鹽鐵酒官營。漢初許多年，鹽鐵一直為私人經營，豪強逐漸壟斷了冶鐵煮鹽業。這不僅影響到中央財政收入，而且助長了分裂割據勢力。漢武為穩定與擴大財源，一改漢初以來自由放任的經濟傳統，實行官營（時稱“筦”）工商業政策。政府不但對重要商品的生產實行直接控製，且以壟斷經營形式獲取超額商業利潤，使之成為國家的主要財政收入來源，有效解決了當時朝廷嚴重的經濟困難。
官營工商業的主要對象，在漢武時期是鹽鐵酒專賣與均輸平準。其中鹽鐵專賣最先實行。元狩四年（公元前119），漢武采納桑弘羊、東郭鹹陽和孔僅建議，將私人壟斷的冶鐵、煮鹽業改為國家壟斷經營，在全國產鹽鐵的地方設立鹽鐵專賣署，並任命當地大鹽鐵商為鹽官或鐵官，管理有關鹽鐵事宜。元狩三年（公元前120），西漢王朝設大農丞主持鹽鐵事務；並起用商人及市井子弟，利用這些人洞察商情、擅長理財的特點來籌劃國計。漢初鹽鐵收入屬於天子私用，由少府掌管；漢武時因財政困難而將其撥歸大農丞，以助國用。
元狩六年（公元前117）食鹽始行專賣。即鹽民出資煮鹽，政府提供煮鹽的“牢盆”，所產之鹽由政府統購統銷。如有私自煮鹽出售者則處以重刑。並在各地設鹽官，起用富有的鹽商為官任事。元封元年（公元前110），桑弘羊以搜粟都尉兼大農丞，取代東郭鹹陽與孔僅主管鹽鐵事務，郡縣鹽官設置和鹽專賣規模進一步得到擴大。
同年，鐵也與鹽一起實行專賣。但鐵與鹽的性質有所不同，政府不但控製其銷售，也壟斷其生產。這同時也控製了鹽的生產與兵器製造。當然，獲取由壟斷經營帶來的超額利潤，依然是鐵專賣的主要目的。同時，與鹽專賣一樣，政府亦起用冶鐵富商為吏，對違禁者處以重刑。桑弘羊於元封元年主管鹽鐵事務後，鐵的生產規模更大，鐵官設置比鹽官更普遍。
繼鹽鐵專賣後，天漢三年（公元前98）還實行酒專賣。說明當時中央財政的困窘，急於開辟新的財源以增加收入，但同時也能打擊一些富商大賈。
實行均輸和平準政策。實行鹽鐵官營也帶來了質次價高等問題。大農丞桑弘羊於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建議，在全國實行均輸平準政策。“均輸”就是由中央政府的大農丞在各郡國設均輸官，負責管理、采購、調度、征發與銷售從郡國征來的租賦財物，並負責向京師各地輸送。本著“賤買貴賣”經商原則，對各地物品的供需進行調節。這種商業化運作，既保證了中央政府必需的貢輸物品，又平抑了各地物價，中央政府還可從中獲取不小的商業利潤。
“平準”就是由大農丞置平準官於京師，總管各地均輸官運到京師的物資財貨，除去皇帝貴戚所用外，作為官家資本進行商業經營，同樣是“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利用各地所貢輸或采購的物資，對京師的商品供需進行調節，平抑物價，賺取差價。由於是政府所為，富商大賈自然無法與之抗衡。既防止了富商大賈從中謀取巨利，同時也增加了國家收入。可見，均輸與平準相輔相成，是中央政府直接主持的商業活動，範圍很廣，凡有利可圖的商品都在經營之列，並把各地與京師的商業活動聯係在一起。
頒布算緡和告緡令。因連年征戰，漢武時期軍事開支巨大，引發財政危機。與國家陷入財力嚴重不足的狀況相反，商人階層得益於漢初以來允許民間工商業自由經營的政策，經濟實力大為增強。國庫出現虧空，而商人借鬻鹽之利及經營冶鐵業，大發橫財。因商人不願資助漢武的征伐戰爭，而國家一時又無其他重要財源可資開發利用，於是漢武便將矛頭直指商人，對他們加重稅負，擴大納稅麵。元狩四年（公元前119）漢武頒布“算緡令”，其實就是向大商人、高利貸者征收財產稅。規定商人財產每2000錢抽稅一算，經營手工業者的財產凡4000錢抽一算，非三老和北邊騎士而有軺車者每輛抽稅一算，商人之車則征收二算，船5丈以上者抽稅一算。
因商人消極對抗，漢武不得不於元鼎三年（公元前114）下詔鼓勵人們“告緡”，凡告發商人對錢財和家產隱瞞不報或自報不實的，國家將商人家產全部沒收，並罰戍邊一年；而將其中一半分與知情揭發者。此令一出，商人中產以上家庭紛紛遭到破產。同時重申，禁止商人占有土地，違者沒收。告緡令實行了7年，在重稅政策與酷吏政治下，商人遭到沒頂之災，經濟利益被剝奪殆盡，國家財政困難則得以緩解，《漢書·食貨誌》稱“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這種狀況在中國曆史上絕無僅有。
第十二節農業乃立國之本
黃河
漢武帝劉徹非常重視發展農業生產，多次治理黃河，消除水患；興修水利，開鑿水渠，還推廣“代田法”。
漢武帝時修治黃河，可謂一項重大功績。元光三年（公元前132），黃河決入瓠子河（今河南濮陽附近），自東南流經巨野澤，與淮河、泗水相彙通，泛濫於梁楚一帶16郡，連年遭受水災，農業生產大有損失，百姓生活艱難不堪。元封二年（公元前109），漢武東禪泰山而還，路過此處，於是親臨瓠子決河現場，沉白馬、玉璧以祭河神；並征發數萬人修築河堤，又“令群臣從官自將以下皆負薪置決河，當時東郡民皆燒草，因而柴薪少，則令伐淇園之竹為木建以塞決河”，還屢往工地視察。漢武曾痛悼塞河久而無功，乃作《瓠子歌二道》，後得《古詩賞析》評雲：“二歌悲憫為懷，筆力古奧。帝王著作，冠冕西京。”決口堵塞後，河水複歸故道北行，漢武即下令在新修的攔河大堤上蓋了一座宣房宮，寓意鎮水有功。此後“梁楚之地複寧”，80年間未再發生大的水災。直到西漢後期，水利長期失修，漢平帝時黃河又決口，河水大量灌入汴渠，泛濫數十縣。東漢末年，國家無力修治。到漢明帝時，令王景和王吳負責治理。永平十二年（公元前69），二王率幾十萬人，在滎陽（今屬河南）東至千乘（今山東利津）海口決通壅積，疏浚河道，10裏立一水門，控製水流量，終於使黃、汴分流，消除水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