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陸上絲綢之路，中國人從漢代開始還開通了一條從廣東到印度的海上航道。宋代以後，隨著中國南方進一步開發和經濟重心南移，從廣州、泉州、杭州等地出發的航路日益發達，越走越遠，從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遠達非洲東岸。人們將這些海上貿易往來的各條航線通稱“海上絲綢之路”。
這裏的陸路交通，是指自中原達於邊疆乃至國外的重要陸上交通路線，在西漢前期便已存在。至漢武帝時，隨著對邊疆經營的不管加強，推進了陸路交通發展。當時的重要陸路有四條：自薊（今北京城西南）出發，東北經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到朝鮮半島；自長安出發，西經河西走廊、今之新疆，遠達中亞、南亞、西亞，乃至地中海東岸各國和南歐、北非，即著名的絲綢之路；自巴蜀出發，經西南夷，通於今之緬甸和印度；自南海（今廣東廣州）出發，經蒼梧（今廣西梧州）、鬱林（今廣西桂平），達於交趾、九真、日南等地。
海外交通也很發達。重要航線有兩條，即海上絲綢之路：向東自齊（今山東北部）東渡渤（勃）海，可達朝鮮半島，再繞半島而東可達日本。向南自徐聞（今廣東境內）、合浦（今廣西境內）沿中南半島近海南行，可到東南亞各國；又經馬六甲海峽，西過印度洋，可達黃支國（今印度東南）。這些國家運至漢地的貨物有明珠、璧流離等奇石異物，漢人運去的則為黃金器物和各種絲織品。這和國與國之間政治、經濟關係的日益發展及航海、造船技術的日益進步是分不開的。
第三節又是匈奴這個“冤家”
西域都護圖
東亞的蒙古高原，是凶悍的遊牧部落和好戰民族的故鄉。他們是草原文明的締造者和傳承者，四處侵略農耕文化國家。尤其是每當出現較大的自然災害，牲畜大批死亡時，他們就會進入農業文明領地，通過掠奪資源來延續自己的存在。他們一批批地從蒙古高原衝出去，征服了許多亞洲帝國，並一度成為半個歐洲的統治者。他們與中原曆朝曆代長期並存，時而激戰，時而和好，盛時相伴，衰時相隨，可謂“生死冤家”。他們是今天中華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做出了巨大貢獻；用現代學者陳寅恪的說法，我們今之中國人是摻合著大量“胡羯之血”的。匈奴（亦稱胡，還先後叫鬼方、混夷、獫狁、山戎）顯然是其中最重要、最著名、曆時最久長的一個。
可要正確解讀匈奴曆史，亦非易事，他們並未留下任何直接的文字資料。匈奴不像突厥、契丹、女真和蒙古那樣有自己的文字。記錄其曆史的文獻資料，全都是由對其持敵對態度的漢朝官員用漢文寫下來的，所以不一定客觀、真實。但可以肯定的是，現在學術界越來越相信，作為一種經濟生產方式和人類社會形態的遊牧，要比農業和定居社會的出現晚得多。自從匈奴汗國崛起，中國以後兩千年間的外患，就差不多固定地來自北方。跟古代歐洲日爾曼人鍥而不舍地侵略羅馬帝國一樣，南方的富庶與和暖，對那些寒冷荒涼地帶的遊牧民族是一個難以抗拒的誘惑。不過他們也很聰明，當中國沒有力量反抗時就來淩辱，當中國強大時就乖得多了——停止挑釁，遠遠觀望，發展自身，甚至請求和親。雙方時戰時和，或敵或友，對彼此民族自身的更新、文明的傳承，其實是利遠大於弊的。
戰國時，匈奴人分布在漠南黃河河套地區和陰山（今內蒙古狼山、大青山等）一帶，長期過著遊牧生活，善騎射。東周赧王初年（前310年左右），勢力達到秦、趙、燕三國邊境，悄然崛起。秦始皇時派名將蒙恬率30萬大軍進攻匈奴，收河南地（今河套一帶），設置郡縣；並築連原秦、趙、燕三國長城為一體，以阻隔匈奴入侵；且多年領兵駐屯上郡（今陝西榆林東南），匈奴不敢進犯，隻得北退（詳見本書第二章）。秦亡，又遷回原地。
楚漢戰爭之際，匈奴強盛起來。到漢初，粗獷的酋長頭曼之子冒頓單於統一各部，征服臨近部落，擁有騎兵30萬，其統治區域東起朝鮮邊境，橫跨蒙古高原，向南至河套地區、今山西北部一帶，疆域比大漢還大，並宣稱他們是中國夏王朝的後裔，不斷南下進行武裝掠奪。前200年，冒頓單於親自帶兵南下，將韓王信圍困晉陽（今山西太原）。高祖劉邦率兵來迎，被匈奴騎兵圍困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東北）達7天7夜。劉邦鑒於國力不濟，采納謀士婁敬意見與匈奴和親，並開放雙方關市。呂太後、文景兩帝時期，繼續采取和親政策，但並未避免匈奴侵襲。文帝還采納晁錯建議，募民赴邊地屯田（詳見本書第五章）。
漢武帝即位後，對匈奴轉采攻勢，多次進軍漠北、漠西，尤其是兩位名將衛青、霍去病先後指揮的三大決戰，“飛將軍”李廣也捷報不斷，使匈奴受到很大打擊，從此一蹶不振多年，至少永遠再不會對中原政權構成生存威脅（詳見本書第六章）。漢武時期與匈奴的故事，另外著名的還有大漢外交正使蘇武（？—公元前60，字子卿，杜陵即今陝西西安東南人，任中郎將）在一場不知情的暴亂後。拒絕投降且提侯單於，被放逐於冰天雪地、遙不可及的北海（今俄羅斯境內貝加爾湖）牧羊達20年（公元前100—公元前81年），氣節不屈，終被釋放；“貳師將軍”李廣利先後兵敗未降、未敗卻降（因劉徹將其妻子下獄而使他心寒）；李陵苦戰不敵被俘而降，令“中國史學之父”司馬遷遭遇腐刑。
公元前100年之前（武帝在位），中匈戰爭時期。公元前100年（武帝在位），中匈恢複邦交；因一政客破壞，又馬上兵戎相見。公元前81年（昭帝在位），中匈再次複交。公元前60年（宣帝在位）前後，匈奴在西方被烏孫王國擊敗、在東方又被新興的烏桓部落（今遼寧、內蒙古交界一帶）擊敗之後，其統治集團內部又發生內訌，汗國分裂，五單於並立，局麵大亂。呼韓邪單於最後取勝，卻又被其族兄郅支單於打擊。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呼韓邪單於率部歸附西漢，並親到長安朝覲，求得支持；元帝時期（公元前33年）又請求和親，昭君出塞，對兩國友好、共同發展有突出貢獻（詳見本章第六節）。其前後六七十年間，漢與匈奴之間經濟文化交流頻繁，出現邊城晏閉、牛羊遍野的和平景象。此後便是東漢，將在下文第十章中再作講解。
從漢初高祖劉邦濫觴，和親政策一直是中國對付境外野蠻民族的重要法寶。除了北宋（10世紀）、明朝（14世紀）外，都不斷使用此法寶。柏楊發現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大凡使用和親政策的時代，反倒是中國強大的時代；而拒絕和親政策的時代，都是中國衰弱的時代。這應該是自卑心理在作祟。兩漢和親西域和匈奴的“公主”，並非真正皇帝之女，其實多為從諸侯王室或民間選來的女子，她們見於史書的僅有10幾位。最初，劉邦差點讓其獨生女魯元公主離婚遠嫁，正是由於呂後舍不得寶貝女兒走，哭鬧不休，百般阻撓，這才換了個宗室少女，當然少不了豐厚嫁妝。元封六年（公元前105），武帝封江都王之女劉細君為公主，下嫁烏孫國王昆莫。宣帝即位之初（公元前71年），匈奴單於發兵威脅烏孫，要他們獻出來自大漢的解憂公主，並和漢廷斷絕一切關係。麵對匈奴人的欺淩，肥王與解憂大為震怒，火速遣使邀漢廷出兵，分進合擊，對付匈奴。當時漢廷由大將軍霍光輔政。他們立即派兵分五路進擊，又派人到烏孫監督作戰。匈奴不敢和漢軍正麵作戰，一路向西北逃竄，被烏孫軍隊截擊，迅速敗退，死亡4萬人，損失牛馬羊及駱駝70多萬頭，從此勢力大減，多年不敢興兵，漢代西北邊疆得到了一個較長時期的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