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世界第一所國立中央大學
太學是中國古代的高等學府，也叫國學、國子學。相傳虞（舜）設庠，夏設序，殷（商）設瞽宗，周設辟廱，即古太學。西周時已有此名稱。《大戴記·保傅》中說：“帝入太學，承師問道。”但正式設立太學還是在漢武帝時期。據《漢書·武帝紀》載：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在都城長安置五經博士；元朔五年（公元前124）為博士致弟子員，有50人，是為西漢太學之始。從武帝到新莽，太學中科目及人數逐漸加多，平帝時已達數千人，王莽一次就興造校舍“萬區”。東漢建武五年（公元29）在洛陽興建太學。順帝陽嘉元年（公元132）共建築240房、1850室。質帝時，太學生達3萬餘人。三國魏時承襲兩漢製度。從兩晉到明、清，或設太學，或設國子寺（國子學、國子監），或兩者並設，名稱不一，製度有差異。如唐時有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律、書、算七學；宋也兼置國子、太學；明以後不設太學，隻有國子監，但在監讀書的仍稱太學生。曆朝其性質基本不變，均為傳授儒家經典的高等學府。
西漢武帝時，董仲舒在賢良對策中說：“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源也。”東漢光武帝時，朱浮上書請廣選博士時也說：“夫太學者，禮儀之宮，教化之所由興也。”東漢末年，著名學者蔡邕（大才女蔡文姬之父）更明確指出：“太學以為博士弟子授業之所。”這就說明，太學的興衰直接關係到國家教化的成敗。“太學”的內含和外延，是古已有之的“大學”這一稱謂所無法比擬的。“太學”稱謂本身，就是對以往教育的革新。
西漢設置太學，主要是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詳見本書上文有關章節）的建議，並采用公孫弘的具體方案，為培養和選拔官員而產生的結果。它是儒家學派在太常（典禮教育部，九卿之一）統轄之下，創辦的古代國立大學。它由博士（設於太常內的一種官職，相當於今天的教授、研究員）擔任教師，傳授儒家五經和孔丘的思想。學生由國家供給費用，相當於新中國過去時代的免費上大學，但主要指官宦子弟，貧寒子弟就需要生活自理；隻要被認可，研究畢業即被任命為地方政府的官員，相當於曾經的大學生合格畢業後國家包分配工作。這不但是平民進入政府的唯一途徑——我們曾稱為“學而優則仕”，“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新中國後又曾稱為“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跳農門”，“吃上國家糧，捧上鐵飯碗”，因而增加了寒門知識分子對儒家學派的向心力；而且久而久之，儒學之人布滿各級政府，成了一種排他性極強的儒家係統。
太學誕生於西漢，鼎盛於東漢。它是當時全國最高的教育與文化機構，也是屹立在東方的世界第一所國立中央大學，在中國和世界教育史上堪稱奇葩。無論是在對太學的管轄方麵，還是在對學生、教學、卒業等管理方麵，都有一套獨特的管理方式。它對以往的教育有批判、有繼承，在發展中亦多有創新。太學對當時的教育起了較大的推動作用。太學入學不難優異不易，類似於現代西方大學的“寬進嚴出”。基本上是寄宿、封閉式學習，學製一般是8年，類似於今天大學裏的“本（科）碩（士）博（士）連讀”。太學裏以《易》、《詩經》、《書》、《禮》、《春秋》（後來還有《左傳》、《爾雅》等）諸儒家學派經典為讀本。學校既有許多學識淵博的老師，又有較好的自學條件，學術研討爭鳴的空氣也很活潑，且有意識增加學生的社會實踐環節。東漢明帝劉莊還曾親臨太學講學。有定期考試製度：西漢時一年一考，東漢時改為兩年一考，形式包括口試、策試、對試等。最後采取單科結業方式，由博士主持論文答辯。
兩漢時期，太學在培養人才和促進文化發展等方麵，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自東漢以降，儒學在洛陽得以發揚光大，經學大師輩出，如鄭玄、馬融、賈逵、鄭眾、鄭興、服虔等都是飲譽當代和後世。至宋代，著名理學創始人程顥、程頤也出自洛陽。但隨著政治的腐敗，太學生亦開始參與政治。西漢哀帝時，博士弟子王鹹曾聚集太學生千餘人，以圖解救執法不阿的司隸校尉鮑宣。東漢以賈彪、郭泰為首的太學生們，品劾公卿，裁量執政，形成強大輿論，被稱為“清議”，朝臣莫不畏其貶議，“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充分顯示出他們的輿論威力。東漢晚期陳蕃、李膺等人反對宦官的黑暗統治，得到太學生們的支持和響應，於是太學生也成了宦官打擊的對象，不少有牽連的人遭到禁錮。熹平元年，太學生被宦官逮捕和囚禁的達一千餘人。
太學是近現當代大學的原始雛形和基礎，也是近現當代科研院所（主要是社會科學）的原始雛形和基礎，同時還是當時思想和文化的淵藪，是學者與文人的聚集地，具有深遠影響。曆代許多太學生都被看作是未來的驕傲、國家的棟梁、社會改革的先鋒、民族振興的希望。他們似乎都會“位卑未敢忘憂國”，“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自身”，“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振臂高呼，應者雲集”。東漢的士大夫陳蕃、宋代的太學生陳東、明代的東林黨學士、清末的“公車上書”……都曾在中華民族的興衰史上書寫動人的篇章。
第二節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司馬遷像
在中國，既是偉大的哲學家，然後又是偉大的文學家的，有莊子等人；即是偉大的科學家，然後又是偉大的文學家的，有張衡等人；既是偉大的政治家，然後又是偉大的文學家的，有曹操等人；而既是偉大的史學家，然後又是偉大的文學家的，則無疑就是又被後人譽為“太史公”、“史遷”、“史聖”、“中國曆史之父”的司馬遷了。
司馬遷（約公元前145或前135—公元前86？），西漢史學家、文學家，而且是中國數千年來史學家的“第一名”、文學家的“前十強”。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南）人，太史令（即國家文史館館長）司馬談之子。10歲隨父到京城長安，曾從董仲舒學《公羊春秋》，從孔安國學《古文尚書》。20歲後漫遊各地，東至江淮，南浮沅湘，北涉汶泗，考查遺聞軼事，搜集史料，即他自己所說的“破萬卷書，行萬裏路”。約在元狩、元鼎（均為漢武帝年號）年間入仕任郎中，多次隨天子出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奉命出使巴蜀以南邛、笮、昆明等地，視察和安撫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後又扈從封禪。元封三年（公元前108）繼父職，官太史令，在金匱石室（宮中藏書處）閱讀、整理史料。太初元年（公元前104）與唐都、落下閎、鄧平等共同修訂太初曆（即夏曆，又稱三統曆），同時著手撰寫《史記》。天漢二年（公元前99）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解，得罪武帝下獄，被處腐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出獄，任中書令，繼續發憤撰寫《史記》，至征和二年（公元前91）基本完成，前後曆經近20載。作者晚年臨終前幾年還對該書屢有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