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是後人的說法，在當時被稱為《太史公》或《太史公書》、《太史公記》，是中國第一部“通古今之變”的紀傳體通史，是中國“二十四史”的第一部，也是中國古代第一部傳記文學總集。它既是一部偉大的史學著作，也是一部偉大的文學著作，一部氣魄宏偉、包羅萬象、博大精深的百科全書式的巨著，魯迅高度譽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漢文學史綱要》），柏楊稱之為“中國最早的一部最有價值的史書”（《中國人史綱》），對後代的史學和文學都有深遠影響。全書分“本紀”（12篇）、“表”（10篇）、“書”（8篇）、“世家”（30篇）、“列傳”（69篇），還包括最後一篇長長的《太史公自序》，共130篇，塑造傳主200餘人，52萬字。記事起於傳說中的黃帝，迄於漢武帝，首尾三千年，尤詳於戰國、秦、漢。這種體裁為後世史家奉為圭臬，中國所謂“正史”，兩千年來都跳不出該書的範疇。作者司馬遷以“考信”和“實錄”的精神從事著述，不虛美，不隱惡，“不與聖人同是非”（《漢書·揚雄傳》），“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漢書·司馬遷傳》）。書中肯定農民起義的曆史作用，如將陳勝專辟為諸侯一級的“世家”篇；對統治者的殘暴、奢侈與社會矛盾也有所揭露，如大膽指責秦始皇的過錯，對正在位的漢武帝也客觀記錄。從文學上說，該書敘事簡明生動、係統清楚，刻畫人物個性鮮明、栩栩如生，語言優美、文筆絢爛，堪稱古代散文和記傳文體的經典，也有很高的價值。
司馬遷自稱“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崇奉“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強調他的書是“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是要“藏之名山，束之高閣”，更有些私人寫作和研究的意思。而不像緊隨著他，誕生於東漢的另一部偉大史學著作——班固的《漢書》，後者因加上了皇帝的審閱，就很有些國史的色彩了。當代著名學者黃仁宇在其《赫遜河畔談中國曆史》一書中，將此二人作了比較，於是明顯地“抑班揚馬”，認為後者受了儒家正統和皇權標準的束縛，所以文風體例與思想情感就要呆板迂腐許多；前者就不是這樣，“今日我們一打開《史記》，隨意翻閱三五處，即可以體會到作者帶著一種浪漫主義（romanticism）和個人主義的作風，爽快淋漓，不拘行跡，無腐儒氣息”。
“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這是司馬遷的名言，曾為毛澤東所引用，而太史公本人就是個“重於泰山”的曆史人物。司馬遷還在他的名篇《報任安書》中寫道：“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這段話既是他對曆代聖賢不凡精神的歌頌，也是他自己內心的真實寫照。
司馬遷在青少年時代“破萬卷書，行萬裏路”，既紮實求學，又開闊視野，就是個發憤用功的典型。後來再立下以一生完成洋洋大著《史記》的宏願，繼續博覽群書、廣集資料，爬羅剔抉、鉤輯沉軼，又該需要多大的意誌！特別是因李陵事件，仗義直言，禍從口出，得罪天子，罹遭大難，先是陷落囹圄，繼而被處腐刑，從此失去做男人的能力，生理與心理都遭到重創，疼痛、悲苦不已，且尤其羞辱和卑怯，差點失去再活下去的勇氣，幾次都想自殺；但這個偉大的男人（雖身體不再是男人，可人格比所有正常男人還男人），以其非凡的精神，為了完成他的巨著，竟終於在殘忍的命運下重新站了起來，並最終將他的“大廈”竣工方甘心瞑目。更難得的是，在他的字裏行間，我們根本看不到作者受過腐刑這等極大的打擊，其思想是那麼健康，心緒是那麼愉悅，正氣是那麼充足，境界是那麼豁朗，氣勢是那麼高昂，情感是那麼淋漓，運筆是那麼揮灑，文風是那麼奔放……
第三節封建盛世最佳的宣傳品
成都文君井
講到中國古代文學史，簡單概括之，不外是先秦散文、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其實，在兩漢，其散文（主要是政論文、史學著作）、樂府（也是種詩歌）、詩歌的水平也是很高的，成就也是很大的。但要說漢朝最有代表性的文學題材，還是賦。尤其是西漢時期，更尤其是西漢中期政治最安定、經濟最鼎盛之時，作為“盛世雄文”的賦，影響巨大。至於東漢依然漢賦甚盛，那也是西漢的延續。
賦是中國特有的一種文學形式，它兼有散文和韻文的兩棲性，其主要性質是“鋪陳寫物，不歌而誦”。賦的形成和發展經曆了漫長的時間，它大約產生於戰國後期，接受了縱橫家遊說之辭及楚辭的巨大影響，到了漢代瓜熟蒂落，達到鼎盛時期。賦是漢代最流行的文體。在兩漢400年間，一般文人多致力於這種文體的寫作，因而盛極一時，後世往往將其看成漢代文學的代表。漢以後雖然仍有所發展，出現了六朝的駢賦（即四六駢儷文）、唐代的律賦和宋代以來的文賦，亦不乏名篇，但就總體成就來說仍首推漢賦。
漢賦（主要指大賦）產生於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空前強大的帝國——漢，漢賦的恢宏氣勢正是自強不息的民族性格和積極樂觀的時代精神的藝術體現。漢賦對國土之廣闊、水陸物產之豐盛、宮苑建築之華美壯麗，以及漢帝國文治武功之隆盛，進行了全麵的描述和歌頌，表現了炎黃子孫對自身力量的高度自信，對自己創造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肯定，也表現了對客觀世界的熱愛。漢賦的表現形式雖然有呆滯堆砌的特點，但那種注重世界的整體性、審美對象的對稱性的特征，事實上體現了中華民族對世界整體性把握的思維特征。
漢賦按體裁取向大體分為兩類：一類是抒情述誌的短賦，如漢初賈誼的《吊屈原賦》、東漢張衡的《歸田賦》、漢末趙一的《刺世疾邪賦》等；另一類則是以鋪陳排比為主要手法的“體物大賦”，它是漢賦的主流。漢代大賦濫觴於漢初枚乘的《七發》，此賦假設楚太子與吳客的問答，以七大段文字鋪陳了音樂、飲食、漫遊、田獵等盛況，詞采華麗，氣勢如虹。《七發》影響很大，以至形成了“七”一類的文體。
西漢中葉，經濟文化發達，國事強盛，武帝等君主又好大喜功，雅好文藝，於是以歌功頌德為主要目的的大賦就應運而生了。漢代大賦的代表作家首推司馬相如，其代表作是《子虛賦》和《上林賦》。這兩篇賦是假托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三人的對話，對田孜、諸侯的田獵盛況與宮苑之豪華作了極為誇張地描寫，並歸結到歌頌漢帝國的強盛與天子的威嚴。作者在賦的末尾，委婉地表示了懲奢倡儉的用意。但由於賦的主要篇幅與精彩部分便是鋪陳描寫，這種“曲中奏雅”的方式隻得了“勸百諷一”的實際效果。所以，司馬相如《大人賦》本欲諷諫武帝喜好神仙，但武帝讀後反而有飄飄然有淩雲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