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政治管理的出色（1）：曆史又仿佛回到大漢初年
漢光武帝陵
經曆了王莽改製以及東漢王朝初建後，長時期中原鼎沸，暴亂蜂起；加以蝗災迭見，內戰頻仍，全國人口減少、物資匱乏、經濟凋敝，漢光武帝劉秀麵臨的是“百姓虛耗，十有二存”的殘破局麵。為此，他順應民心，實行寬鬆的統治，於民休養生息，發展社會生產。他所麵臨的國家處境和社會背景，他施政的那些基本綱領和具體內容，以及最終所起到的作用和出現的局麵，同西漢之初那幾位皇帝，從高祖劉邦到文景之治到漢武初年，幾乎一個路數。在許多年之後，曆史又仿佛幾經循環，回到了大漢初年。
釋放並禁止殘害官私奴婢，釋放刑徒。自西漢後期以來，農民中淪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是西漢末年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化的一個重要問題。王莽末年，不少奴婢、刑徒參加起義；同時，在一些割據勢力的軍隊中也有不少奴婢、刑徒。光武在重建劉漢封建政權中，為瓦解敵軍，壯大自己力量，也為安定社會秩序，緩和階級矛盾，曾連續6次下詔釋放奴婢，並規定凡虐待炙灼殺傷奴婢者皆處罪。詔令免奴婢為庶人範圍，主要有王莽代漢期間吏民被非法沒收為奴的，或因貧困嫁妻賣子被賣為奴婢的；王莽末年因饑荒或戰亂被賣為奴婢的；在戰亂中被掠為人下妻的。另外，還規定不許任意殺傷奴婢及廢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未釋放的官私奴婢必須有基本的人身保障，說明奴婢身份地位較之過去有所提高。而且，在省減刑罰的詔令中，又多次宣布釋放刑徒，即“見徒免為庶民”，用於邊郡屯田。
整頓吏治，提倡節儉。鑒於西漢後期吏治敗壞、官僚奢侈腐化的積弊，光武即位後注意整頓吏治，躬行節儉，獎勵廉潔，選拔賢能為地方官吏；並對地方官嚴格要求，賞罰從嚴。經過一番整頓之後，官場風氣為之一新。故《後漢書·循吏傳》有“內外匪懈，百姓寬息”之譽。
薄賦斂，省刑法，偃武修文，不尚邊功，與民更始。東漢初年，光武針對戰亂後生產凋敝、人口銳減的情況，注意實行與民休養生息政策。首先是薄賦斂，建武六年（公元30）下詔恢複西漢前期三十稅一之賦製。其次是省刑法。第三是偃武修文，不尚邊功。光武“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未嚐複言軍旅”。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西域鄯善、東師等16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功臣朗陵侯臧宮、揚虛侯馬武上書，請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際發兵擊滅之，立“萬世刻石之功”。光武下詔說：“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人不自保，而複欲遠事邊外乎！不如息民。”光武時期還大力興修水利，開渠治河，合理灌溉，以減少災情，穩定水土，改善耕地，幫助農業生產。發展到其後“明和之治”年間，成就更加顯著。此外，南陽太守杜詩（？—公元38，字君公，河南汲縣人）總結勞動人民的生產經驗，發明“水排”，利用水力推拉風箱，鼓風冶鐵，製造農器，生產力大為提高。
抑製豪強勢力，實行度田政策。西漢後期，豪族地主勢力有很大發展。農民大起義和東漢建立之初，“豪右往往屯聚”，他們“起塢堡，繕甲兵，為在所害”，稱霸一方。劉秀本人就是南陽豪族，他靠著其地主武裝，才得以擴大勢力，搶得皇帝寶座。南陽郡和河北諸郡響應劉秀的人，多是擁有宗族、賓客、子弟的豪族地主。那時，也有許多擁有武裝的豪族地主稱為兵長、渠帥，雄張鄉裏，抗拒政令。這種人既不放棄自己割據鄉土的武裝歸附劉秀，又無力建號自守，與東漢統治集團公開抗衡。劉秀在建立統一封建政權過程中，除了用武力削平一批外，還盡量采取安撫手段對待他們，“營保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複聚。要在平定安集。”但這些豪族地主中許多人的欲望難以滿足，“兵長渠帥，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他們橫行郡縣，同官府相抗衡，甚至犯罪“雖已伏法，而私結怨仇，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地方豪族勢力，並未因東漢統一局麵已形成而收斂其囂張氣焰。通過大規模土地兼並，他們實力雄厚，擁者甚眾，既威脅皇權，也影響百姓生活。
針對這種情況，光武帝在建武十五年（公元39）采取一個新措施。他下詔令各州郡檢核墾田頃畝和戶口年紀（“州郡檢核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察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名為度田，實際目的除為了掌握確實的名籍和田數，以增加賦稅收入外，更重要的是企圖通過戶口年紀的檢核以控製和解散豪族武裝。但是，州郡官吏畏懼豪族，不敢對他們推行度田，反而借度田之名蹂躪農民。史稱：“刺史太守多為詐巧，不務實核，苟以度田為名，聚人田中，並度廬屋裏落，聚人遮道啼呼。”劉秀為嚴厲推行度田命令，拿在皇親貴戚集中的河南郡界度田不實的河南尹張伋等人開刀，處死十多個州郡大吏。接著，郡國大姓和“兵長”便利用農民反抗官府情緒，發動叛亂。“處處並起，攻劫在所，殺害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複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劉秀采取鎮壓與安撫並用手段，把捕到的作亂首領人物遷往他郡，切斷這些人同原所在郡縣的聯係。經過度田事件後，郡國大姓的抗衡平靜下來，豪族武裝轉為隱蔽狀態，但問題並未根本解決，隻好不了了之，度田以失敗告終。度田在形式上也成為東漢朝廷的定製，然僅由郡縣官吏歲時“案比”（案戶比民），實際上無法真正實行。度田事件表明，東漢剛建立伊始，各地豪族、郡國大姓勢力即十分強大，東漢皇朝隻能與之妥協。
上述各項政策措施都不同程度地有實行，為解放生產力，恢複發展社會生產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使得耕地、人口都有大幅度增加，人民生活逐步穩定下來，加上其後的“明和之治”，從而奠定了東漢前期80年間國家強盛的物質基礎、穩定的政治局麵。外柔內剛，以及圖讖等迷信手段，使劉秀完成了他33年的“光武中興”大業。
第二節政治管理的出色（2）：出於西漢，勝於西漢
劉秀陵墓
國家即已建立，就要鞏固和穩定自己的統治。東漢統治者汲取了西漢政治的經驗教訓，在統治政策和策略上有所改變，“出於西漢而勝於西漢”，揚長避短，從而形成了其初期政治製度的新特點，這些變化不但與秦、西漢時期政治製度有著明顯的差異，而且對東漢乃至後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中央，首先采取的措施是削弱三公權力。第一步是“三公去大”。秦和西漢初期的丞相製，至西漢成帝時演變為三公製。王莽即位後，議以漢無司徒官，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光武帝即位，因而不改，說明東漢政權建立初期仍因循新莽的三公之號。至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五月詔曰：“昔契作司徒，禹作司公，皆無大名，其令二府去大。”“又改大司馬為太尉”。因此，東漢的三公便是司徒、司空和太尉。從名號上去“大”，表麵上是複古，實際上是防止三公的聲望超過皇帝所能容忍的限度。西漢霍光和王莽以大司馬兼大將軍專權，劉秀記憶猶新。其次從實權上削弱三公權力。名義上司徒“掌人民事”，司空“掌水土事”，“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實際上三公沒有實權。三公之下有九卿，分掌庶政；而軍國大事、典要機密、刑政誅賞之權已轉歸尚書。仲長統說：“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疆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台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陳忠亦雲：“漢典舊事，相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可見，三公的實權在東漢時已逐漸轉歸尚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