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外戚、宦官“陰魂不散”
漢章帝像
看過上文的知道，外戚宦官政治是西漢王朝的兩大隱患，並最終葬送了劉氏政權。時光進入東漢，外戚專權、宦官幹政仍然是大漢朝廷的兩大政治危機，真是“陰魂不散”，緊緊相隨，糾纏不去。劉秀建立東漢，宣稱是西漢的中興，但他沒有能力采取行動以防止外戚宦官政治複活，反而走來走去，仍然走到了這座獨木橋上，甚至有變本加厲之勢，更為甚囂塵上。外戚宦官之爭是東漢政壇的一大特色，也是造成其迅速由盛轉衰、最終覆亡的一個重要原因。東漢朝廷的執政人物，除了表麵上的最高統治者皇帝，除了地方的豪強地主，也就是外戚宦官和士大夫。前者是古老力量，後兩者是新興力量。這三種人物互相鬥爭，構成了東漢王朝的全部宮廷政治史。
根據柏楊的分析，皇帝能力強的時候，外戚宦官是一種助力；皇帝能力弱的時候，他們就自然成了政權的接班人。東漢前期，亦即光武帝、明帝、章帝時，皇帝本人能控製國家的政治權力，外戚與宦官便無用武之地，被壓抑得難以出頭，似乎銷聲匿跡了一般。但一進入東漢中期，章帝死後，和帝劉肇繼位（公元88－公元105年在位），此後到殤帝劉隆（公元106年）、安帝劉祜（公元107—公元125年）、順帝劉保（公元126—公元144年）、衝帝劉炳（公元145年）、質帝劉纘（公元146年）、桓帝劉誌（公元147—公元167年）、靈帝劉弘（公元168—公元189年）、少帝劉辯（公元189年）、獻帝（公元189—公元220年），一直都是外戚、宦官輪流把持著國家最高權力，交替專政，相互傾軋，使朝政陷入極端的黑暗和混亂之中。外戚與宦官是專製主義皇權的左右手，是寄生在皇權肌體上的一對毒瘤。
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最根本的還是權力爭奪。東漢中後期外戚、宦官政治之所以這麼嚴重，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此時太子多年幼即位（整個東漢，除了開國天子光武帝劉秀和他的兒子明帝劉莊是成年人踐祚外，其他皇帝，屁股坐上寶座時，最大的也隻不過弱冠18歲，最小的是還抱在懷裏喂奶的繈褓，如和帝是10歲、殤帝是3個月、安帝是13歲；而且除了獻帝外，其他沒有一個活到40歲，殤、少、衝、質四帝甚至還沒有機會慶祝自己的10歲生日），年輕的太後臨朝，在儒家學派意識形態和多妻的宮廷製度下，她不便接觸男性大臣，就不得不重用她娘家的父兄來協助處理政事，這就為外戚竊取大權創造了機會，同時這新寡太後才是外戚集團裏的“大姐大”；外戚自恃親貴，驕橫擅權，無視幼主，朝中大臣均仰承其鼻息行事；及至皇帝成年懂事，不甘外戚脅持，為把大權奪回到自己手中，就結納在身邊的心腹宦官，發動政變，除掉外戚；皇帝親政後，自然重用奪權有功的宦官，於是又演變成宦官專權的局麵。可是前一皇帝死後，宦官身份卑賤不能輔政，立了新皇帝（因為皇帝幼小是外戚政治的唯一基礎，所以外戚自己也盡量排斥年紀較長的繼承人），接著又有新外戚上台。這種圍繞皇權爭奪而出現的外戚、宦官起伏交替專政，就成了東漢政壇的主要特征。外戚宦官挾持幼帝，獨裁專橫，大肆搜刮，徇私枉法，黨同伐異，導致統治日趨腐朽，政府“倉帑為虛”。
在東漢，外戚一般都是功臣宿將、名門大族，他們是豪強地主上層的代表。東漢的外戚，主要有“馬、竇、鄧、梁”四大家族。明帝的馬皇後，是大功臣馬援的女兒；章帝的竇皇後（和帝時為太後），是大功臣竇融的曾孫女，桓帝的竇皇後（靈帝時為太後），也是該竇氏的後裔；和帝的鄧皇後（殤帝、安帝時為太後），是功臣鄧禹的孫女；順帝的梁皇後，是功臣梁統的後代。這四大家族，集功臣與外戚於一身，勢力非常強大。除了馬皇後一門能自我謙抑以外，其餘幾家都是專橫跋扈，顯赫一時；周而複始，反複循環。順、衝、質、桓四帝時，外戚梁冀專政近20年，財富積累達30億，堪稱當時世界首富。質帝劉纘有一次在朝堂之上，當著梁冀的麵，對文武百官說：“真是個跋扈將軍！”就因為這句話，堂堂皇帝竟被獨裁者梁冀所殘忍毒殺，可他不過是一個八九歲的孩子而已。此外，少帝時的何太後一家（其兄何進專權，與袁紹殺宦官蹇碩，後又為宦官張讓、段矽所殺）、獻帝時的伏皇後一家（其父伏完曾密謀反曹操，為後者所殺），也曾有過短時的重大舉動。而長期的世家大族執政，還形成了具有壟斷性的門閥政治和特權階層。
這個長時期的外戚宦官鬥爭，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從和帝到桓帝初是第一個階段，外戚占優勢；此後是第二個階段，宦官先占優勢，但最後卻徹底失敗。在第一階段，外戚宦官有四次顯著的大鬥爭：第一次是公元92年宦官鄭眾協助和帝同外戚竇憲（竇太後之兄，打敗匈奴的那位）的鬥爭；這是鬥爭的第一個回合，竇憲被殺，宦官勝利，鄭眾因功封侯，他們在政治上的弄權也就從此刻開始，這也標誌著中國曆史上出現了第一次大規模的宦官時代；第二次是安帝和宦官同外戚鄧氏的鬥爭，李閏、江京逼鄧太後之兄自殺；第三次是順帝和宦官孫程、王康等殺外戚閻顯（閻太後之兄）；第四次是公元159年桓帝和宦官單超等同外戚梁冀（順帝妻梁皇後的兄弟、衝帝的舅父）的鬥爭，梁冀終於被誅。
桓帝以後，宦官在政治上占優勢。桓、靈帝時期，政治也更加腐敗，甚至公開賣官鬻爵。桓帝既然得到單超、唐衡、徐璜、左棺、具愛這5個宦官的大力幫助，消滅了大獨裁者梁冀，收回了皇帝的權力（在這個過程中，君臣之間的關係實際上已發展到類似於黑社會裏的弟兄），當然要感激他們5人，於是同日封侯（此5人為一等侯爵，參與行動的另8個宦官則為二等侯爵），宦官仗著與陛下的“咬臂之盟”，在政治上的權力大大增長。這一時期的外戚、宦官鬥爭，又增加了太學生、士大夫等知識分子反對宦官的新內容。他們反對宦官，主要是反對後者大肆弄權，因而造成政治上的黑暗，要求改革現狀，改善朝政；如和帝時的郅壽、樂恢，安帝時的杜根、楊震，順帝時的張綱、朱穆、皇甫規，桓帝時的李膺，靈帝時的陳蕃等。他們得到了朝臣和外戚的熱烈支持。因此，官僚、外戚、太學生（士大夫）又組成了反宦官的聯合戰線，出現了品評時局、不滿權閹的清議派。官僚豪強和太學生反宦官的鬥爭日趨激烈；宦官也對他們發動反擊，誣蔑他們是想推翻朝廷、圖謀不軌的黨人，把他們逮捕、打殺、下獄，或禁錮終身永不作官，曆史上稱作“黨錮之禍”（下文我們再詳細講解）。盡管宦官在這一時期很得勢，但他們畢竟隻是皇帝的奴才，“近水樓台先得月”，有皇權才有他們的權，皇權一衰落，他們的權也就完了。東漢末年黃巾起義被鎮壓，劉氏政權得到苟延殘喘；但是中央皇權已被削弱，地方世家豪族勢力更加強大。宦官想狐假虎威，借皇權欺壓世家豪族這招也就不靈了。
公元189年，中原豪強、禁衛軍官袁紹（他也算一介文士；與曹操一樣，按照黃仁宇的說法，他們都是“以學閥而變為軍閥”，“文士自衛成了武將”，正是這類人最終改變了劉漢的江山）發兵洛陽，不分青紅皂白，大肆屠戮，將宮中宦官2000多人全部誅殺，血染高牆，屍堆大殿，便徹底結束了東漢後期數十年宦官擅權的局麵。
第五節士大夫階層首度崛起
漢和帝像
中國曆史上傳統的知識分子，有著數千年積累而形成的許多鮮明特征和優良美德，他們有知識，有思想，有操守，有情感，了解天下，關心百姓，高瞻遠矚，憂國憂民，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位卑未感忘憂國”，“我以我血薦軒轅”，“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自身”，雖既無權無勢、家境清貧，遭世俗鄙視；又文弱無力、手無寸鐵，為豪強輕蔑，但就是敢挺身而出，慷慨激昂，疾惡如仇，愛憎分明，錚錚傲骨，凜然正氣，不怕權貴，視死如歸，抨擊一切假惡醜，人間正道是滄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殺了我一個，還有後來人”，“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這些斬釘截鐵、可歌可泣的話句，在泱泱中華大地上已響徹雲霄數千載，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中華民族的優秀分子、讀書人的楷模和典範、真正的“國家脊梁”（魯迅語）前赴後繼，英勇鬥爭，自強不息，去“為民請命”、“舍身求法”、“埋頭苦幹”、“拚命硬幹”。而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主要就是指士大夫階層，這個群體的形成有一個漫長的過程，它的第一次大規模出現，也就是崛起，正是在大漢王朝，尤其是東漢的中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