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是中國社會特有的產物，某一方麵類似於古代印度的刹底帝利，某一方麵又類似於歐洲中古世紀的僧侶教士。在中國，其曆史悠久，商周時期是低級貴族階層，一般受過六藝教育，能文能武，“士”是武官，“大夫”是文官；春秋時多為卿大夫家臣，戰時充當低級軍官，有的有“食田”，有的以俸祿為生，也有的參加農業生產；春秋戰國之際極為活躍，一般都憑借其六藝知識，或從事政治活動，或聚徒講學，此後逐漸發展為士大夫，也就是知識分子，《荀子·強國》：“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晉書·夏侯傳·抵疑》：“仆也承門戶之業，受遇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在儒家學派定於一尊（漢武帝）之後的漫長歲月中，他們當然專指儒家學派的知識分子；有時也籠統稱為“讀書人”，當然讀的還是儒書，五經之類。在當時環境，他們以作官為唯一職業；所以更精確地說，士大夫即擔任政府官員的知識分子，包括現職官員、退休官員，和正在苦讀儒書，將來有可能擔任官員的人物（如太學生）。
公元前二世紀（漢武帝時期），西漢王朝為增加政府的新血統，仿效戰國時代“招賢”的辦法，命高級官員和地方政府推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人士，政府中非貴族血統的官員群遂逐漸形成一個新興的士大夫階層。公元一世紀（漢光武帝），東漢王朝再仿效西漢王朝，命高級官員和地方政府推薦“茂才”、“孝廉”人士，於是政府中非貴族血統的官員，即士大夫的人數更形增加，而終於凝聚成一種力量。在這種情況下，“推薦”成為知識分子達到作官目的的唯一手段。而推薦的標準，除了儒書學識外，還在於道德行為。在強烈的競爭下，必須有突破性的聲譽，才能引起有推薦權者的注意。至於如何才能有聲譽，那便需要出奇製勝。所以，每個知識分子都兢兢業業，追求突破記錄的至善。這便使一二世紀即東漢的社會風氣有很大特殊之處，為後世所罕見。柏楊在《中國人史綱》中將其歸納為五類：長時期為父母服喪；辭讓財產和辭讓官爵；尚俠尚義；廉潔；對恩主絕對效忠。雖然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但大家都競爭著或真或假地去做，還往往做得有聲有色。後來又逐漸出現了門第、血統、家族觀念，如楊震家四代出了3個宰相，袁紹家四代出了5個宰相；這種做法強固地維持士大夫階層於不墜，直到20世紀初還在中國曆史上發生著普遍影響。
公元二世紀中葉以後，也就是東漢中後期，漢廷政治雖然腐敗，但設立在首都洛陽的國立大學（太學）學生（太學生）卻反而增加，老一代的士大夫需要它訓練下一代的士大夫接班人，所以積極支持太學的擴充。50年代（質帝到桓帝）時，太學生已多達3萬人。這些準士大夫——未來的官員們，跟政府中已成為士大夫的現任官員們交往密切。除了談論儒家學派的五經外，不可避免地還會談論到現實政治。好像新聞記者或政治評論家，他們對人物的讚揚或抨擊形成了一種有影響力的輿論。跟外戚、宦官相比，士大夫有他們所沒有的高一層次的情操和抱負。外戚靠女人取得權力，宦官靠諂媚取得權力，而士大夫自稱靠道德學問取得權力，所以他們在本質上就對外戚、宦官輕視鄙夷，再加上後二者也確實做出了太多的罪惡，專橫擅權，大肆搜刮，相互傾軋，搞得朝廷黑暗混亂，烏煙瘴氣，行將腐朽，政權危機，民不聊生，士大夫遂注定要跟他們發生衝突了。這就是“黨錮之禍”產生的根源和背景。
外戚宦官主持朝政，有氣節的士大夫必退歸野外，這是中國曆史上一個規律。早在順帝時，士大夫就曾毀裂冠帶，避禍深山；到桓帝時，政治更加黑暗，許多知識分子逃入鄉下或山林，或躬自耕稼，自食其力；或隱居講學，苦身修節。表麵看起來與世無爭，其實反映的是他們對現實的失望和不滿。當京城委人來征請他們入朝為官，替宦官政治歌功頌德時，他們寧死也不肯與權閹為伍，不但不應征，並進而指斥時政。《後漢書·黨錮列傳》稱桓、靈帝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敷公卿，裁量執政，鯁直之風，於斯行矣。”與避居鄉野或深山的耆年淵德者相對應的，是居於太學的年輕氣盛的青年學生。他們有感於自己家世的零落和政治前途的暗淡，也對宦官當政感到怨恨，於是，以郭泰、賈彪等為首的一批學生領袖，一方麵在太學中進行反宦官政治的組織和宣傳，另一方麵又吸收社會上有識有才者入太學以擴充自己陣容。因此，太學成了當時又一政治活動中心，中國年輕的知識分子第一次出現在政治鬥爭前沿。
外戚宦官的腐朽黑暗統治，使東漢王朝麵臨崩潰的邊緣。在此深重的社會危機麵前，統治階級中一部分人開始對劉漢政權的前途感到憂慮。他們反對外戚宦官專權，要求改革政治，修補樊籬，維係王朝搖搖欲墜的時局。這就引發了官僚、太學生與外戚宦官的鬥爭。順帝之前，反對外戚宦官的鬥爭一般隻是個別或少數人的行動，尚未形成一股勢力。早在和帝初年，竇憲兄弟專權，驕縱不法，激起了司徒袁安、司空任隗等人的反對，他們采取措施打擊竇氏的黨羽爪牙。和帝死後，司空周章因反對鄧太後廢嫡立庶，反對外戚宦官專權，企圖發動政變，事泄後自殺。安帝末年，宦官與外戚閻顯、耿寶勾結，虛耗國庫，竭民資財；太尉楊震等人反複上書，抗議外戚宦官濁亂朝政，結果楊被罷官，憤而自殺。陽嘉二年（公元133）李固對策，要求“權去外戚，政歸國家”，禁絕宦官子弟“為吏察孝廉”。漢安元年（公元142），東漢政府派杜喬等8人分行州縣，監察刺史二千石臧否。侍禦史張綱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公開宣言：“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並劾奏梁冀兄弟專權納賄，結黨營私。他的行動震動了整個洛陽京師。
桓、靈以後，朝政完全為外戚宦官勢力所把持，連皇帝的廢立都操縱在他們手裏，政治更加敗壞，人民的苦難也越發深重。此外，外戚宦官專權也堵塞了太學生和郡國生徒們的政治出路。外戚的黨羽、宦官的爪牙，控製了從中央到地方的政權機構，選舉不實的情況更加嚴重，這就不能不引起社會輿論的抨擊。時諺雲：“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抱樸子·外篇》卷一五《審舉》）麵對這種黑暗的現實，有更多官僚和地主知識分子聯合起來，出現了品評時局、不滿權閹的清議派，投入反對外戚宦官腐朽勢力的鬥爭，但遭到報複和鎮壓，造成了東漢曆史上兩次臭名昭著的“黨錮之禍”。
第一次黨錮出現在桓帝時期。東漢自和帝登基後，迭出少年（包括幼兒）皇帝，他們不懂國家政務，因此造成了外戚和宦官輪番竊掌國柄的鬥爭局麵，且這種鬥爭有一種愈演愈烈的趨勢。桓帝在位時，前期是梁冀專製，後期則五侯橫暴。官僚和太學生與外戚宦官的鬥爭，從一開始就非常激烈。公元144年順帝死後，圍繞立帝問題進行了多次較量，最後梁冀殺了反對派首領李固、杜喬，擁立桓帝。梁冀失敗後，桓帝又被宦官所挾製，這就進一步引起了一部分官僚、太學生的憤怒。李固、杜喬等人的鬥爭得到社會上的普遍同情，一時李杜聲名滿天下。桓帝後期，宦官集團獨霸政權，湧現出了一大批以清高自守、敢於抨擊宦官勢力的反對派人物。在反對宦官集團的鬥爭中，李膺成為著名領袖。李膺出身於衣冠望族，任河南尹時因打擊宦黨而被下獄，不久複為司隸校尉。宦官張讓弟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罪躲在張讓家中，李膺派人去張讓家搜出處死。許多宦官害怕李膺，不敢出宮。李膺敢於打擊當權的宦官，名聲越來越大，他與太尉陳蕃、南陽太守王暢都受到士大夫的敬重，以他們為首的反宦官鬥爭引起了權閹集團的嫉恨。延熹九年（公元166），宦官派人誣告李膺與太學生朋比為奸，桓帝遂詔令全國逮捕“黨人”，收執李膺、陳實等200餘人；第二年把黨人赦歸田裏，禁錮終身，不得做官。
第二次黨錮出現在靈帝時期。建寧元年（公元168），外戚與宦官的鬥爭又不可阻遏地爆發了。靈帝劉弘即位後，因年紀尚小，由竇太後執政，論功策勳，封其父竇武為聞喜侯，拜大將軍輔政；兄弟竇機為渭陽侯，拜侍中；竇紹為鄠侯，遷步兵校尉；竇靖為西鄉侯，拜侍中，掌管羽林左騎。竇氏一家權傾朝廷內外，十分顯貴。竇武嫉惡宦官專寵，遂與陳蕃合作，起用被禁錮的“黨人”，打算消滅宦官勢力。但因事機泄漏，此年九月初七，以曹節、王甫為首的宦官發動宮廷政變，脅迫太後，奪取玉璽，派人去逮捕竇武等人。竇武自殺，陳蕃等遇害。隨後，竇家宗親、賓客以及姻親，抓到的都被殺掉，又將竇太後遷入南宮，將竇武家屬徙於日南。自公卿以下，凡是陳蕃、竇武舉薦的，以及他們的門生、舊屬，一律免官，永不錄用。宦官集團取得勝利。此後，整個靈帝一朝都在奸閹勢力壟斷之中。建寧二年（169），宦官侯覽使人誣告張儉結黨謀反，曹節又乘機奏捕黨人，李膺、杜密、虞放、範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其他因仇怨陷害相牽連，以至於死、徒、廢、禁者六七百人。人民群眾同情和支持被宦官集團迫害的所謂黨人，某些黨人逃亡時，許多人“破家相容”，說明反對宦官專權在客觀上符合人民群眾的利益和願望。熹平元年（公元172）竇太後母親病故，憂思成病，也於六月初十在南宮雲台去世。有人在洛陽朱雀闕上書寫反對宦官專權的文字，宦官集團再次四處搜捕黨人及太學諸生千餘人。公元176年又下詔規定，凡是黨人的門生、故吏、父兄子弟及五服以內的親屬，都一律免官禁錮。這次黨錮持續續了十幾年，被殘酷鎮壓的人不計其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