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文學體裁“全麵開花”
曹植墓
東漢文壇，要是不算上末年的“三曹”，則雖不像西漢那樣有幾大泰鬥級的人物：司馬遷（中國史傳散文第一大家）、司馬相如（兩漢辭賦第一大家）、賈誼（公元前200—公元前168，河南洛陽人，兩漢政論文第一大家，博學能文，主張改革，屢遭讒毀，曾任長沙太傅，代表作有《過秦論》、《治安策》、《論積貯疏》等；他也是西漢辭賦大家，前文曾提及）、晁錯（著名政治家、政論家，代表作有《論貴粟疏》、《守邊勸農疏》等），但諸體皆擅，群星閃耀，全麵發展，為後世文學開創了很好的局麵。
辭賦。在第八章《漢賦》一節中，我們已有所了解，此處從略。東漢的辭賦大家，主要有班固及其《兩都賦》、《終南山賦》，張衡及其《二京賦》、《歸田賦》等。
散文。東漢散文明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大都明白曉暢、不傍經典；代表作有劉歆的《讓太常博士書》、揚雄的《自敘書傳》、桓譚的《新論》、王充的《論衡》等。後期多發憤之作，指切時弊，既富於激情，頗有氣勢，且駢散相間，注意文采；代表作有王符的《潛夫論》、崔寔的《政論》、仲長統的《昌言》等。此外，史傳散文以班固的《漢書》為代表，上一節已有詳細講解。
文論。大哲學家王充也是傑出的文論家。他在文藝理論上的幾點主張是：1，重視文章的社會教化作用，要求文人負起“勸善懲惡”、“匡濟薄俗”的任務，不能隻為“調墨弄筆”、“美麗之觀”。2，強調文章形式要服從內容，與內容相統一。3，主張征實，尖銳批判“華而不實，偽而不真”的文風。4，主張用通俗曉暢的語言為文。5，重視文章創新，反對模仿、因襲。
樂府。在第八章《漢樂府》一節中，我們已從音樂的角度講解過。樂府本是古代掌管音樂的官署機構，秦代已有，而兩漢為盛。六朝時，人們把合樂的歌辭、襲用樂府舊題或模仿樂府體裁寫成的詩歌統稱為“樂府”，於是演變成一種詩體名稱。宋人郭茂倩所編的《樂府詩集》，是現存樂府詩最完備的著作，輯錄了陶唐至五代的樂府詩100卷，主要從音樂角度分12類。漢代樂府詩主要有郊廟歌辭、相和歌辭、雜曲歌辭和鼓吹曲辭等。漢樂府民歌真切傳達了民眾的心聲，反映了廣闊的社會現實。藝術上以敘事為主，善於剪裁和安排情節；善於通過人物的語言和行動來刻劃其性格特征；善於運用比興、擬人、誇張、鋪陳和烘托手法；語言樸素自然，生動活潑；句式上打破《詩經》的四言，以雜言為主，並漸趨五言。代表作有《陌上桑》（屬相和歌辭），通過敘述羅敷拒絕使君調戲的故事，歌頌了她堅貞的品質和不慕權貴、敢於反抗的精神，鞭撻了上層人物的荒淫，表達了勞動人民維護愛情與家庭生活的凜然正氣。《孔雀東南飛》（屬雜曲歌辭）最早見於《玉台新詠》（題為《古詩為焦仲卿妻作》），是我國古代最長的敘事詩，作於東漢末年，通過焦仲卿、劉蘭芝的婚姻悲劇，揭露了封建禮教對青年男女的殘酷迫害，歌頌了男女主人公對愛情的忠貞和為反封建禮教寧死不屈的鬥爭精神。此外還有《上邪》、《東門行》、《長歌行》、《十五從軍征》、《江南》等。
詩歌。班固的《詠史》是最早出現的文人五言詩，係有意模仿樂府民歌之作，質木無文。東漢中後期，創作者大增，至《古詩十九首》產生而達到成熟。《古詩十九首》被稱為“五言之冠冕”、“五言之《詩經》”，最早載於蕭統所編《文選》，因作者佚名，時代莫辨，風格相近，且非一人一時之作，泛稱為“古詩”。創作時代為東漢末年桓帝、靈帝年間，作者是中下層文人，思想內容呈現出複雜的時代特點，是飽含著生命意識覺醒之初對人生易逝的感傷；藝術上渾然天成，長於抒情，淺近平淡，語短情長，言近旨遠，耐人尋味。名作有《西北有高樓》、《青青河畔草》、《生年不滿百》等。
“建安文學”。東漢末年，三國時期，北方文壇曾異常興盛。它從黃巾起義到魏明帝景初末年，大約50年。建安（東漢獻帝年號）文學是社會由分裂、動蕩趨向統一、穩定的產物。在東漢末群雄並峙、逐鹿中原的爭奪兼並中，曹操完成了統一北方的大業，並吸引大批文士，形成了以曹氏父子為核心的鄴下文人集團。“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的時代特征，建安文人開闊博大的胸襟、追求遠大的抱負、積極通脫的心態，直抒胸臆、質樸剛健的抒情風格，形成了建安詩歌所特有的慷慨悲壯的風貌，為中國詩歌開創了一個新局麵，並確立了特有的“建安風骨”美學風範。其代表人物有“三曹”、“七子”和蔡琰等。
曹操（公元155—公元220），傑出的軍事家、政治家、文學家，字孟德，沛國譙（今安徽亳州）人，死後被追尊為魏武帝。其詩歌《蒿裏行》（“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真實反映了漢末動亂的社會現實和百姓的苦難；《觀滄海》寫登臨碣石眺望大海的所見所感，展現了作者吞吐宇宙的氣概和寬廣博大的胸懷，豪邁悲涼；此外還有《龜雖壽》、《短歌行》等。其散文代表作《讓縣自明本誌令》、《舉賢勿拘品行令》清峻簡約，樸素自然，情真意切。
曹丕（公元187—公元226），文學家，字子桓，曹操次子，後為魏文帝。其詩作以男女愛情和遊子思婦之作為主，體裁多樣，形式上頗受民歌影響，語言通俗，描寫細致。《燕歌行》為我國現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詩，對後代歌行體詩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散文名作《與吳質書》含蓄深情、情文並茂。《典論·論文》是我國較早的文藝理論批評文章，提出“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對文學的社會作用予以很高評價，並指出各種文體的特點，提倡“文以氣為主”。
曹植（公元192—公元232），字子建，曹操第三子，遭兄猜忌，鬱鬱而終。建安文學時期才華最高的大詩人，19歲即作《銅雀台賦》。其詩歌前期多為描寫貴族遊樂生活和應酬贈答之作，也有一些追求政治理想、向往建功立業之作，還有少數反映漢末戰亂、社會殘破的篇章；後期主要表現政治上受壓抑的遭遇和苦悶心情，在暴露統治階級內部鬥爭上有一定意義，代表作有《贈白馬王彪》、《雜詩》、《七步詩》等，風格“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鍾嶸語），對五言詩從民歌向文人詩的發展很有影響。又工辭賦，《洛神賦》筆觸細膩，文辭豔麗，刻畫惟妙惟肖。其散文抒情言誌文辭剴切，敘事論理簡練有序，具有強烈感情色彩，如《求自試表》等。
“建安七子”。以王粲（公元177—公元217）成就最高，其《七哀詩》、《登樓賦》最能代表建安文學精神。前者寫他由長安避亂荊州途中所見饑婦棄子場麵，深刻揭示漢末軍閥混戰造成的慘象及人民深重災難，使人怵目驚心。後者抒發思鄉之情和懷才不遇的愁恨，富有感人力量，是抒情小賦的名篇。徐幹的《中論》被曹丕稱為“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外還有孔融（《雜詩》和散文《薦禰衡表》）、陳琳（詩歌《飲馬長城窟》）、阮瑀（章表書記《為曹公作書與孫權》）、應瑒（長於文賦）、劉楨（詩歌《贈從弟》）等。
蔡琰，即蔡文姬，生平不詳，東漢末年陳留人，中國古代著名才女。著名書法家蔡邕（下節有詳細講解）之女，博學能文，善音律。初嫁河東衛家，夫亡無子；後為亂兵所掠，又嫁南匈奴左賢王，生二子，居留匈奴12年；為曹操遣使用金璧贖回，改嫁同郡屯田都尉董祀。著有《悲憤詩》、《胡茄十八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