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措施幫助很多公司重新獲得了生機，也使得其他人有機會成立新的公司，索尼公司和本田汽車公司就是其中的範例，很明顯，原有的老牌大公司不再可能支配一切。甚至在老牌大公司中，大清洗也使一些更加年輕有為、訓練有素的人成為高層領導。
當日本的經理和雇員都意識到他們有很多共同之處、需要製定一些長遠的計劃時，就產生了終生雇用的概念。根據法律，要開除雇員是很困難的，也需要花費不少的錢，一方麵工人急切地需要工作，另一方麵競爭激烈的企業需要保持忠誠的雇員。
戰後時代，由於有了新的稅法，公司付給經理們高薪也無濟於事了，因為稅款隨收入急劇上升，很快就會達到最高檔次。公司提供的福利，例如宿舍和交通補貼，可以補償工人的納稅。在日本幾乎沒有聽說過逃稅和漏稅的事。
國家稅務局每年頒布最高收入者名單，並刊登在全國性的報紙上，以便每個人都能看到。
1982年稅務局的報表說，隻有29000名日本國民的收入超過了85000美元。
1983年時，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報道，一個製造廠的典型的日本工人，妻子未工作，家裏有兩個孩子，他一年的收入隻有其美國同行的2/3。但是可由他支配的收入所占的比例卻高一些，因為在這個水平上，他納的稅比美國人少。
如果日本的工人要賺到這麼多錢，就需要工作更長的時間，因為他的工資與美國工人相比還是低些。然而在日本，人們並不認為通過努力工作來獲得報酬有什麼不對之處。
事實上，1985年的政府調查表明，大部分的日本工人都沒有休完他們享有的全部假期。
盛田昭夫在辦工業時學到的與人相交之道是這樣的，人們工作並不僅僅是為了賺錢，如果你想激勵他們，金錢不是最有效的工具，你必須把他們帶入一個大家庭，把他們當作受尊敬的家庭成員來看待。當然，在日本這個單一民族的國家裏要做到這一點比在其他地方更容易一些，但是如果國民都受過良好的教育，那麼也可以做到這一點。
對教育的興趣要追溯至德川幕府的年代，從17世紀初算起，當時日本已經閉關鎖國了將近300年。那時的社會完全與外界隔絕，隻留下了長崎的一小部分與外國人做生意。
在那個時期，日本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長治久安的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40年是歐洲有史以來最長的和平時期，而日本從1603年第一代將軍德川家康奪取天下以後，直至1868年大政奉還從而結束德川幕府時代之前，在長達250年的時期之內都沒有發生戰爭，史稱“太平盛世”。那時雖然武士都佩劍，但很多人並不知道如何使用。
身份等級製度森嚴，每個人都受身份等級的製約。武士的地位最高，而他們自身又分成很多級別，商人處在最低層。要想打破身份等級的約束，隻有一條出路，那就是成為藝術家或者學者。當時藝術受到尊崇，例如文學、繪畫、製陶、歌舞伎、茶道和書法等。
精於日本和中國古典文學的學者非常吃香，一個人隻要成了學者，不管他以前出生在哪個家庭裏，是什麼身份等級，其社會地位都可以得以提高。這樣一來，農民或商人出身的人就十分熱衷於教育，因為這是唯一的出人頭地的途徑，也是唯一的改變身份等級的辦法。所有的農民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入學校，於是當時開辦了不少的私立學校。
1868年開始實施明治新政時，全國的人口是3000萬，開課的學校已達10000所。當然每所學校招收的學生很少。德川幕府時代未受過良好教育的父母也知道教育對於他們的孩子的價值。隻要有學校，孩子聰明，他們就會送孩子去上學。
正是因為這種對教育的廣泛興趣，當明治時期開放港口、政府決定引進西方的文化時，民眾中有一股很強的向外部世界學習的熱情。開始實施義務教育製度時，識字率提高得很快。
在日本，一個地方工會的負責人或者工人有時會升任至公司總裁，其原因正是在於教育水平很高。例如馬自達公司的總裁山本健一，剛進公司的時候隻是一名工程師，以後從車間領班升到公司首領，那時候公司的名稱還是東洋工業公司。
1985年當索尼公司決定在美國建廠製造汽車時，盛田昭夫親自與汽車工人聯合工會的官員就勞動協議進行商談。他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些，那是因為他對自己的工作非常熟悉。多年以前，他曾經是馬自達雇員工會的總幹事，所以他與UAW，即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的人有共同語言。
在索尼公司的勞資關係中有著一種別的地方沒有的平等。索尼公司中藍領與白領員工之間的差別非常小。如果一個男職工或者一個女職工成功地當上了工會領導，就會引起索尼公司的注意，因為這正是管理階層上需要的人，這種人具有說服力，能夠使別人與他們合作。
管理並不是專製。一個公司的最高管理層必須具備領導員工的管理能力。盛田昭夫一直致力尋找具備這種能力的人，僅僅根據缺少學校的某種證書或者他們一時從事的工作來劃分人隻是一種短視的行為。在索尼公司裏很少有逆反的精神，依靠反對某些東西來過日子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