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並非所有的公司工人和管理階層總是親密無間的。
1950年，豐田汽車公司遭受了一次大罷工，結果導致最高管理人員的辭職。戰後在其他公司也發生過一些大的、時間不長的罷工。在日本幾乎每天都有罷工，當然時間很短，但是示威者最後會與管理當局達成一致。
盛田昭夫親身經曆過的唯一一次罷工發生在1961年，當時恰逢索尼公司成立15周年慶典，而他受命處理此事。索尼公司原來的工會深受左派分子的影響，那一年左派將索尼公司作為目標，向他們挑戰，要求隻準有一個工會。
盛田昭夫接受了工會的挑戰，聲稱唯一一個工會是不公平的。他告訴他們：“唯一一個工會違背了個人的權利。如果別人想成立另一個工會，他們有權利這樣做。這才是自由，這才是民主。”
盛田昭夫的回答是針鋒相對的，他感覺到工會領導人的態度越來越強硬，他們想擴大事態。盛田昭夫也有同樣的想法。
工會領導人知道索尼公司將在5月7日舉行周年慶典，他們威脅要在那一天舉行罷工。他們認為周年慶典對於每家公司都非常重要，所以這個威脅足以使他們讓步。
但盛田昭夫卻不這樣看。他了解他們的工人，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盛田昭夫都認識。盛田昭夫知道，很多工人都有良知，他們讚成成立多個工會，他們會脫離深受政治影響的工會，而加入另一個更加負責任的工會。
盛田昭夫對員工非常有信心，他不想看到與公司有合作關係的人受到幾個極端分子的誘導。於是他采取了嚴厲的措施。他們的頭頭認為盛田昭夫隻是虛張聲勢，在最後時刻他將會做出讓步，因為盛田昭夫畢竟想成功地舉行慶典。
索尼公司原計劃在總部大樓裏舉行慶典，邀請了很多上層人物，也包括池田首相。
隨著慶典日期的臨近，索尼公司與工會做了不少的交涉，但是他們卻越來越過分了，看來他們不想解決問題。他們認定索尼公司終究要妥協，因為在舉行周年慶典時街上到處都是糾察會使公司丟盡了臉麵。
盛田昭夫沒有向他們暴露一點內心的想法，但他把討價還價拖到了最後一刻。直至周年慶典的前一天晚上還是沒有達成任何協議。工會領導人一哄而散。
在周年慶典的那天早晨，罷工者包圍了品川的公司大樓。罷工者和一些被帶來湊數的人封鎖了街道，一些人舉著寫有譴責井深大和索尼公司的標語的牌子。同時一些工程師決定成立他們自己的工會，很多人打出旗幟表示支持。成百上千的忠於索尼公司的員工也來到大街上，站在罷工者和工程師的後麵。
盛田昭夫穿著晨裝出現在窗前，為慶典做準備。但是井深大和其他客人沒有到索尼公司大樓來參加慶典，罷工者以為他們已經迫使索尼公司取消了慶典，但是很快他們就意識到搞錯了。
前一天晚上，在與工會夜以繼日的討價還價期間一直守候在總部大樓裏的許多公司負責人分別給300多名客人逐一打電話，告訴他們慶典將改在大約2000米以外的王子飯店舉行。
首相未受任何阻撓地參加了慶典，慶典獲得了很大的成功。井深大代表索尼公司發表了演講。
當罷工者知道上了當時，感到非常羞恥。盛田昭夫從後門溜出去，在結束之前趕到了飯店的慶典會場。當他步入會場時受到了大家的熱烈歡迎，首相說：“索尼公司對待極端分子的態度值得別的公司讚賞。”
原來的工會放棄了罷工，第二個工會成立起來。今天在索尼總公司有兩個工會，包括原來的那個工會，有時候很難與他們打交道。事實上大部分員工並沒有加入工會，但是公司與全體員工的關係都非常友好。
盛田昭夫能夠與員工保持良好的關係是因為他能夠設身處地地為員工著想。在日本，如果一個企業家將工人當作自己的工具來組織一個公司，那是無法營運下去的。他可以開創一個公司，雇用員工來實現他的理想，但是一旦他雇用了員工，他就必須把他們視為同事或者助手，而不是賺取利潤的工具。
管理者必須考慮給予投資者很好的回報，但也必須考慮他的雇員，或者說他的同事，這些人幫助他保持公司的生命力，他必須對他們的工作給予報酬。投資者與雇員在同一位置上，然而有時雇員更加重要，因為他們會在公司裏長期地工作下去，而投資者為了賺取利潤，出於一時的想法就會離開或者加入公司。
工人的任務是在其工作生命的每一天都對公司的利益和自己的福利作出貢獻。他們才是真正需要的人。
甚至在日本，公司也有很多種途徑來實現這個目的，但是有一個基本原則，那就是相互尊重和達成這樣的共識，即公司是員工們的財產，而不是少數幾個高層領導的。身處高層領導職位的人有責任忠實地領導這個大家庭，並能夠關懷每個家庭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