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平平靜靜地過去了。第二天晚上，狄青繼續大宴賓客，席間獻籌交錯，歡聲笑語，熱鬧非凡。二鼓時分，狄青突然抱歉地說身體不適，稍離即來，請諸位繼續宴飲。但直到天色微明，仍未見狄青回來。突然有人飛奔來報：“三鼓已奪昆侖關！”原來，狄青稱病離席後，立即親率騎兵突襲昆侖關。正在開懷暢飲的儂智高和全體守軍，絲毫沒覺察到危險正在步步逼近。當狄青的騎兵破關而人時，儂智高才如夢初醒，但為時已晚。儂智高借著夜色的掩護，急往琶州方向撤退。狄青率鐵騎兵乘勝追擊，尾隨而至。儂智高迅速收拾殘部，在歸仁鋪擺開陣勢，再次決戰，但已無法抵擋狄青鐵騎的淩厲攻勢，隻好退守豈州城內。人夜後，儂智高知道敗局已定，下令焚城， 自己帶著少數親兵潛出城外，逃往雲南大理，不知所終。
平定儂智高之戰，是廣西境內曆史上的一次重大戰役，也是集團式軍事移民的一次大行動，對後世影響深遠。據《南寧府誌》記載，平定儂智高之後，狄青留下的戍守將士多達兩萬四千人，其中四千人屯豈州，兩千人屯宜州，一千人屯賓州，五百人屯欽州，五百人屯貴州（今貴港市），其餘分屯各處。為了穩定局勢和維護地方社會秩序，又在左江、右江、柳江流域設立軍事要塞，由漢官提舉領兵屯防，屯兵共一萬三千多人。宋朝戍兵允許帶家眷，若以一名戍兵有家眷兩人計，以上戍兵及家眷就有八萬人左右。“千秋部曲皆番落，一處山川尚陣圖”。如今南寧、賓陽、橫縣、欽州一帶說平話的漢人，大都是當年狄青戍兵的後裔。南寧市友愛村六大姓氏族譜明確記載，他們的祖先是宋代隨狄青從山東白馬來的，至今已傳下二十多代。欽州市石誦鎮、煙墩鎮、新索鎮、大寺鎮等地的鄒、耿、檀、周、黃等姓氏，也自稱他們的祖籍在山東。
昆侖關上的那個元宵之夜，早已化作曆史煙雲。“麵涅將軍”狄青留在昆侖關上的一副氣概豪邁的楹聯，則讓人真切地感受到了曆史的生動與悠遠：
廣南可通大宋江山歸一統，
聖朝無事元宵晚景醉三軍。
柳侯祠作證
從雲貴高原奔騰而來的柳江，在柳州市突然拐了一個大彎後，又緩緩地向東流去。在柳江東麵拐彎處的岸邊，有一座青瓦白牆、飛簷紅權的古樸建築。正門上方，鐫刻著郭沫若題寫的“柳侯祠”三個蒼勁俊逸的金色大字。大門兩旁，是集韓愈詩句而組成的一副對聯：“山水來歸黃蕉丹荔，春秋報事福我壽民。”祠堂內院，兩口古色斑駁、泉水清冽的石井，似在無言地訴說著人們對柳宗元為民掘井的感激與懷念。
唐代大文豪柳宗元文章蓋世，但仕途上卻命運多蚌，一生坎坷。他懷著一腔熱情，積極參與政治革新運動，但保守勢力的強大與頑固，注定了政治革新運動的失敗，柳宗元的政治命運也從此一落千丈。他在禮部員外郎任上一路遭貶南遷，先被貶為邵州刺史，尚未到職，又加貶為永州司馬。十年後，再次被貶滴到遙遠的嶺南任柳州刺史。
到柳州赴任之前，柳宗元聽說嶺南有一種生活在水中的三足蛾蟲，又叫做射工，每當有人從岸邊經過，它就躍出水麵，把毒氣噴射到人的身體或影子上，被射中後人就會死亡；還有一種像彩虹般美麗的咫母，經常興風作浪，打翻船隻，掀倒房屋。因此，當他乘船沿著湘水，經過靈渠進人嶺南的時候，心裏總是充塞著一種赴地獄般的蒼涼之感和人生無常的惆悵之情。“瘴江南去人雲煙，望盡黃茹是海邊。山腹雨晴添象跡，潭心日暖長蛟涎。射工巧伺遊人影，咫母偏驚旅客船。從此憂來非一事，豈容華發待流年。”所幸的是，一路上他並沒有被蛾蟲和咫母襲擊。來到柳州後，發現這裏並不是傳說中的煙瘴彌漫、毒蟲滿地的恐怖世界。奇麗的山川，翠綠的田野，宜人的氣候，淳樸的民風，漸漸拂去了他心中的鬱悶與落寞，他的心情也開始變得像這裏的奇山秀水、春花秋月一般晴朗與愉悅。他興辦文教，釋放奴脾，親自帶領人們掘井取水，栽柑種柳，被當地老百姓親切地稱為“柳柳州”。他還高興地寫了一首詩：
“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談笑為故事，推移成昔年。”他愉快地想象著，將來，人們一定會把他在柳州種柳的情景，當成故事來笑談。
柳宗元於公務和勞作之餘，常在環境幽雅的羅池旁讀書休息，與友人談詩論文。他喜歡月光下波光粼粼的羅池，喜歡羅池遠離塵囂的空靈與寧靜，生前就留下遺願：“館我於羅池。”在柳州任職四年後，正當盛年的柳宗元走完了自己四十六年的人生旅程，一代文豪須命他鄉。
柳宗元逝世後，靈樞歸葬長安。但柳州人舍不得這位與老百姓一起栽柑種柳的好官離去，便在羅池旁修建了衣冠墓，並建廟祭祀，名為羅池廟。宋代追封柳宗元為文惠侯，羅池廟改稱為柳侯祠。“柳州舊有柳侯祠，有德於民民祀之。”現代大詩人郭沫若在柳侯祠憑吊時，曾感慨地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曾與柳宗元並肩發起古文運動的韓愈，聽說柳宗元客死柳州後，深情地寫下了《柳州羅池廟碑》一文，悼念亡友，寄托哀思。碑文之後，還附上一首《迎享送神詩》祭歌，供人們祭祀柳宗元時吟唱。兩百多年後，北宋大文豪蘇東坡揮毫把祭歌抄錄下來，刻碑於羅池廟。因祭歌的首句為“荔子丹兮蕉黃”，因此，這一石碑被稱做“荔子碑”；又因荔子碑集韓詩、蘇書、柳事於一石，故被譽為“三絕碑”，是柳侯祠的鎮祠之寶。柳宗元曾在湖南永州滴居十年，並留下了《永州／認己》等千古名篇，因此永州百姓也十分愛戴和懷念這位詩人清官。明萬曆年間，永州司理劉永勤看到
“三絕碑”後，立即命人摹刻於永州柳子廟內，以永遠紀念這位“有德於民”的名臣先賢。“三絕碑”記載著一位古代清官的事跡，也留下了一段文壇上的傳世佳話。
古時候，中原人傳聞和想象中的嶺南，總是一派蠻荒和恐怖的景象：“拂拂逢人笑，猩猩盡日啼。瘴煙迷癸水，怪雨漲南溪。”“怪蟒呼人姓，陰蛟吐瘴氣。”因此，像山高皇帝遠的塞北和西域一樣，嶺南理所當然地成為朝廷流放滴官和罪犯的“惡地”。除柳宗元之外，曆代來到過廣西的大名鼎鼎的人物，我們可以列舉出一大串：與謝靈運齊名的南朝詩人顏延之，唐代大書法家褚遂良，軍旅詩人元結，桂州刺史李渤，著名詩人宋之問、李商隱，中唐名臣張九齡，宋代宰相李綱，大文豪蘇東坡及“蘇門四學士”中的黃庭堅、秦觀，靜江知府範成大，明朝大戲劇家湯顯祖，著名詩人解給、徐弘祖，清朝刑部主事董傳策，大學問家汪森等等。他們當中，命運好一點的，尚能遇赦歸去，命運不濟的，就隻能客死他鄉，魂留異域了
流放，對於官員來說是一種懲罰，一場劫難，但客觀上卻為當地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濃厚的人文風氣，從而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和社會進步。
把流官放逐到廣西來，有時也是一種政治的需要。廣西聚居著眾多的少數民族，朝廷雖然在各個郡縣設漢官管轄，但權力往往出不了城郭。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邊疆的穩定，便在漢官鞭長莫及的地方，實行所謂“羈糜”製度，讓各個部落的少數民族首領當土司，隻要不反叛朝廷，每年象征性地進貢一些珍稀物品或土特產，就由土司按俗規土法來治理。但到了明代，朝廷還是不放心，又來個“流官輔佐”。當時廣西各地的大小土司有一百九十多人，以此來推算，輔佐的漢人流官及隨從等，又是一個人數不少的漢人群體。到後來，又逐步推行“改土歸流”，讓流官代替土司行使管治權，土司漸漸變成一個隻享受榮華富貴的虛職。但這個過程延續很長，從明朝開始，直到辛亥革命前廣西最後一個土司―憑祥土司的消亡，曆時五百多年。“流官輔佐”與“改土歸流”的曆史，實際上也是部分漢人遷徙人桂的曆史。在這一漫長的曆史進程中，漢人和少數民族的關係，總體上是平靜而和諧的，相互之間有防範和製約，但更多的是包容與尊重！
獨秀峰下的王城
“桂林山水甲天下”。桂林自古就以奇山秀水聞名於世。在桂林市中心，有一座陡峭的孤峰拔地而起，登峰遠眺，可盡覽桂林山水美景。這座挺拔峻逸的孤峰，就是聞名遐邇的獨秀峰。獨秀峰景色奇美，環境幽雅， 自古就是人們喜愛的遊覽勝地。南朝詩人顏延之在廣西任始安（今桂林）太守時，就經常來到獨秀峰腳下讀書遊覽。今天，我們駐足在月牙池旁的“顏公讀書岩”遺址時，仿佛還可看到顏延之坐在岩石上讀書的情景。唐宋以前，人們可以自由來往於獨秀峰。但到了明朝，這裏卻變成了一座戒備森嚴的王府，被王府所包圍的獨秀峰也就成了一處禁地，人們隻能遠遠地望一眼高聳在紅柱碧瓦之上的峰頂了。
古代的中國，許多朝代都以封爵的方式，來賞賜那些王公貴族或有功之臣。這是一個慣例，也是一個用心良苦的舉措，既讓受封之人分享了榮華富貴，又讓這些人遠離京城，防止他們對當政者造成直接的威脅。邊境發生不利於朝廷的事端，還可讓他們就近處置，為朝廷分優。有皇親國戚居住在轄地裏，大權在握的封疆大吏們當然也不敢太放肆，無形中又起到了一種監督和震懾地方官員的作用，真可謂一箭多雕。廣西遠離京城，地廣人稀，把一些封賞之人安置到廣西來，也就成為朝廷的一種自然而然的選擇。
晉朝開國之初，武帝司馬炎曾大封群臣，一共賜封了二十七個同姓王侯和五百多個異姓王侯，其中分封到廣西來的就有十人。分封的王侯是世襲的，可以一代一代地傳下去。每個王侯都建有豪華府第，有豐厚的傣祿，還配給官員和護衛家丁。他們的到來，也就意味著當地人口的增多。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後，也封了很多藩王。每個藩王，都有很優厚的待遇：除了由朝廷撥銀兩建造王府和每年供給祿米萬石之外，還可擁有成千上萬的護衛兵卒，儼然一個小朝廷。藩王的地位很高，但沒有管理地方的權力，不能幹預政事。朱元璋大概預感到藩王們會惹是生非，因此在分封時明確規定：“惟列爵而不臨民，分藩而不賜土，食祿而不治事。”（《明史·諸王傳》）藩王們沒有皇帝的批準，甚至不能隨便返回京城，隻能在分封的王城裏享受奢華的生活。但這些規定，往往隻是一紙空文。那些藩王們並不甘心守在王府裏，整日無所事事地過著幽居的生活。他們變著法子幹預地方政事，或與地方官員勾結在一起，大肆搜刮民脂民膏。
明朝分封到廣西桂林的是朱元璋的侄孫朱守謙，封號“靖江王”。
靖江王府環繞獨秀峰而建，占地近三百畝。護衛王府的城牆長達三公裏。城牆的兩麵都是用大青石砌成，中間用碎石、灰漿和泥土填充，厚實而堅固。城牆頂部寬敞平坦，守護王城的士兵可在上麵站崗巡邏，監視王城附近的一舉一動。王城設有東西南北四個圓拱形的城門，氣勢雄偉森嚴。王城中有宗廟、社壇、花園、池塘和幾十座殿台亭閣，雕龍畫鳳，金碧輝煌，正所謂“蓬萊雲風仙凡景，殿宇宮廷錦世間”。直到今天，保存完好的承運門、承運殿和堅固的城牆，仍在顯示著當年王府的豪華與氣派！
靖江王朱守謙初來桂林時，隨行人數並不多，隻有王妃及屬僚十多個人，算得上輕車簡從。但到了明末，靖江王府卻發展到了三千多人。王府內設有大小官員上百人，另有護衛王府的藩兵三千人。人口如此眾多，僅靠朝廷撥付的傣祿已不夠揮霍。因此，靖江王府也像其他地方的藩王一樣，對當地百姓極盡欺壓與巧取豪奪之能事。當地老百姓並不因為有個王府設在這裏而感到高興，恰恰相反，在老百姓眼裏，貪婪的王府是一個永遠也填不滿的刀東洞，因此像躲瘟神一樣，避之唯恐不及。但靖江王府的設立也並非一無是處，它雖然給當地百姓帶來了苦難，但它對於當地文化的發展卻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由於王府的存在，桂林文化也多了一份厚重與大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