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突出宣傳效果，特地搞了一些真人大小的泥塑，反映轎工的卑微、屈辱的苦難身世，激起人們強烈的階級仇恨，達到教育人們認識到新中國好的目的。
主題一經確定，工作組便著手采訪轎工。那時大量轎工還健在，大多在五六十或六七十歲左右。
廬山最底層的是轎工、石工、泥工、木工和油漆工，占廬山人的大多數，他們為洋人、富人服務，按理說處於社會最底層，應該會有些沉重的東西，有階級苦、民族恨，讓他們痛訴血淚史，應該不是難事。
可是，物色了一些人，卻沒找到所希望的苦大仇深的典型。因為這些人說，我當轎工， 日子過得還可以，抬他們上廬山，肯定是吃苦的，但有銀洋，可以用來買米。
泥塑做成後，有關部門請來轎工，現身說法，結果他們很煩：怎麼又找到我了？沒什麼說的，肩膀抬人走，但我還能養家糊口。
工作組非常納悶，因為事情完全出乎意料，不免大失所望。
一位老廬山回憶五十年代來廬山時的印象，他感到枯嶺人穿著打扮、氣質等方麵，不同凡俗，明顯區別於山下之人。他們修養好，待人接物彬彬有禮，衛生習慣好。有的還會做正宗的西點，品質和口味可達到外國人的要求。
這位老廬山住在廬山賓館，那時叫廬山管理局直屬招待所，盡管沒地毯，但地板很幹淨，一塵不染。舊式的木架床鋪，老式的浴缸、洗臉盆，條件雖然趕不上現在，但在當時卻是高檔的，在大城市才有。
西餐師傅做的糕點、麵包、蛋糕（花式、奶油）等，十分精致，他吃過好多次，至今還能回味，當時的九江都趕不上。
二三十年代，胡適、黃炎培等人寫的廬山遊記，所描繪的情景是：進入枯嶺，仿佛就像來到了歐洲，所聽到的是教堂的鍾聲，所看到的是歐式建築，特別是在東穀，大多碧眼黃毛的洋人迎麵而來。
當到這位老廬山來時，洋人已經走了，而建築物基本還保持原貌。他是學美術專業的，對色彩特別敏感。所以，印象較深的是，別墅的色彩和門窗圖案設計很特別，非常淡雅，乳白色的居多，淡淡的乳白色，淺淺的天藍色，靜靜的湖綠色，輕輕的紫色。那些門窗窗格圖案至今還不會落後。這一切使你聯想到海洋，那樣放鬆，那樣舒適。
“文革”到現在，不該拆的拆了，不該建的建了。色彩很亂，基本是油漆工桶子裏是什麼顏色，就刷成什麼顏色。出現了很忌諱的豬肝色，藍得很深，綠得很濃，還有呆板的深灰色，看了讓人不舒服。而換上去的鋁合金門窗，比原來木結構的效果相差甚遠。
廬山人同洋人一起生活，替洋人幹活，吃洋人的飯，並無憎恨。有的在洋人家做過保姆、看房人、管家的，主仆之間不但很少鬧矛盾，而且還建立了深厚的情誼。
洋人在廬山長期居留，對廬山人的生活習慣、思維方式、思想行為，乃至感情領域，都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
廬山與別的名山相比，在很多地方大致相似，風景、氣候、環境，乃至傳統文化積澱，都大同小異。但是，廬山作為洋人開發的名山，卻被賦予了獨有的特質。
洋人來到廬山後，廬山發生了質的變化， 由傳統文化進入現代文化的範疇。從大廬山文化的背景中，凸顯出枯嶺文化鮮明的個性來。本質來說，廬山現代文化、枯嶺文化，可以說由西方文化和近現代中國曆史文化構成其內核，也成為其顯性特征。
所以，人們習慣性地認為，別墅、教堂、枯嶺街、三大建築等為枯嶺文化代表性符號，而陶淵明、慧遠、陸修靜、愛蓮池、白鹿書院等為大廬山文化的代表性符號。二者徑渭分明，後者作為曆史背景而存在，而前者則成為前台活性的因子，更多地參與到現代人生活中來。
自從李德立上山之後，前來廬山的僑民也都是各國的選民，李德立本人畢業於劍橋大學。相比而言，僑民有著較好的教育背景和較高的人文素養，他們不僅代表著每個鮮明的個體，還代表著身後的國家和民族的文化。此後，中西文化開始交流、碰撞、融合，使得廬山成為包容兼蓄的多元文化的載體。
據吳宗慈《廬山續誌稿》記載，廬山曾有二十多個國家的僑民，在廬山居住並且擁有自己的產業。
中西文化的交融、重組，最直觀的表現，就是建築文化。
起初，廬山少有民居，僅有一些道觀、廟宇。洋人來後，建有很多別墅和教堂，還有一些公共設施。東方國家， 日本在廬山建有別墅。北歐除了冰島之外其他國家都有別墅，僅非洲國家和南美國家沒有。
最初，這些別墅是李德立根據英國思想家、規劃建築師霍德華的“田園城市”理念設計的，建立起兼有城市文化和鄉村生態的環境、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城市。沿河種植了上萬株樹木，並規定了建築密度。形成流水潺潺，綠樹成蔭，一派田園城市風格詩意棲居的優美景象。
在同一時期西方傳教士開發的中國幾大避暑地中，廬山的規模和影響最大，經營也最成功。最興旺的時期有別墅一千多棟，一般也維持在六百多棟左右，形成“萬國建築博覽”的奇特景觀。
二十多個不同的國家，成為一個世界村，擁有不同的信仰，共處同一座山上，全國無論哪座名山，都無法與之比肩。
道教和佛教，是原有的宗教。西方宗教陸續進入，世界影響最大的基督教、伊斯蘭教、東正教、天主教，都紛紛落戶廬山。廬山在很多方麵都受到宗教的影響，特別是宗教意識和觀念的養成，以及對日常生活習俗的滲透。
過去，枯嶺人給孩子取名“約翰”、“彼得”、“雅姑”的，司空見慣，地麵上到處走動著的，都是上帝的孩子。
原來廬山南麓有古老的白鹿洞書院。外國人來廬山後，英、美、法、俄等國辦起了教會學校，他們的教育理念、辦學方式、教學方法等完全不同，都不同程度地衝擊了固有的教育案臼。
另外，外國人在此建立了很多娛樂場所、體育場所。廬山有好幾個網球場，遊泳池，建立了枯嶺圖書館，留下很多善本圖書，還有電影院。這些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客觀上也改變了廬山人的生活方式。在此影響下，枯嶺人率先建立了自己的大眾遊泳池，建成了廬山三建築之一的廬山圖書館等等。
商業行為的影響，就更直接了。西方管理模式，早在二三十年代，廬山就拿來為我所用。公司、董事會的模式，李德立開發廬山時就采用了。他組織了董事會和類似租界工部局的枯嶺公事房進行管理。廬山出現眾多的營造場，就是早期的房地產開發公司。都約翰仙岩飯店，完全是用西方管理理念來經營的。
二十年代，廬山采集冰塊儲存到冰窖，到夏天就可以享用天然的製作冷飲，九江還沒有的時候，廬山就有了。喝牛奶的習慣，是洋人帶來的。洋人在廬山養了很多荷蘭奶牛，供給外國人飲用。西餐帶來了飲食文化的輸入。
在政治上、軍事上，也產生過較大影響，茲不一一敷陳。
西方國家給廬山的影響，可謂是全方位的，滲透到方方麵麵，在中國也是絕無僅有的，同時也是當時中國社會的一個縮影。正像著名學者胡適所說：“枯嶺，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國的大趨勢。”
廬山的孤島效應，比較封閉，容易使人眼界狹一些。同時，它接納四海賓朋，又呈現出開放的姿態。廬山有其兩麵性，但開放的成分更多一些。
日本人投降，枯嶺人從收音機裏才聽到這個消息。看著日軍還在站崗，他們把握不定信息是否可靠，因此奔走著互相證實這個消息。
從開放的一麵來說，新中國成立前不說，六十年代，中國社會處於相當封閉的年代，廬山人卻接待外國人旅遊，還經常能見到歐洲人、非洲人等。廬山曾組織過小學生與日本人聯歡等活動。
枯嶺人見到的中央領導特別多，所以難免會有身處皇城根之感。幾次中央會議，讓廬山有直接通天之感。能與中央、省直接接觸， 自然會感到十分榮耀。對中央三次會議，耳熟能詳，這也是人們最引以為自豪的。誰住哪裏？有何逸事？人人隻要一張口，都能說上那麼一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