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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聲告訴我：小麥遠緣雜交並非他的首創，早就有人做過同類嚐試。
那是一位蘇聯院士，不過他的目的是培養多年生小麥，而李振聲對此方向抱有深深的懷疑。
“牧草有一年生的，兩年生的，還有多年生的。有的是十幾年生，最長的一種早熟禾甚至可以是30年生的！”李振聲對牧草十分熟悉，對多年生植物的特性也比較了解，因而他認為多年生小麥不會成功，“小麥隻有五六片葉子，總共製造的養分就是那麼多。一年生小麥之所以能高產，是因為養分最後都運到了種子裏；而多年生小麥的養分則要向兩個方向分配，一部分運到上麵長種子，一部分運到根部長新的地下莖，以便以後出芽——可這樣一來，營養就分散了，產量肯定就低了。”
這是自然界的法則。凡是多年生特性越強的植物，其種子也就越小。那種30年生的早熟禾基本上很少結種子，主要是靠無性繁殖。在植物界，無性繁殖能力越強的物種，其壽命也就越長；相反，種子產量越高的，其壽命也就越短，這是一個不可改變的自然規律。
所以說希望靠小麥與牧草遠緣雜交來培育出高產的多年生小麥，李振聲認為不是個辦法，不可能成功。但這一思路卻啟發了他，也許雜交品種會對抗病有利？畢竟牧草的抗病性非常強，幾乎不會感染什麼病害，能否把牧草的抗病基因轉到小麥中去呢……
李振聲的想法不是毫無根據。當初二粒小麥磨出的麵粉與普通小麥磨出的麵粉在質量上就有很大的不同。用二粒小麥磨出的麵粉隻能做通心粉，不能做饅頭，也不能發麵包，因為它的麵粉發不起來；而普通小麥磨出的麵粉之所以具備能發酵這一特性，這一基因就是來自粗山羊草！
經過數千年的人工栽培，小麥就像一個嬌生慣養的孩子一樣，對各種病害的抵抗能力逐步減弱了。但自生自滅的野草在經過長期的自然選擇後，卻頑強地活了下來。也就是說自然界為我們保留了一個非常豐富的基因庫，我們為什麼不去加以利用呢？
李振聲沒有一味地空想下去，他需要理論上的支持，需要認識上的提高。李振聲請教了植物學家聞洪漢和植物病理學家李振歧，沒想到馬上獲得了有力支持。李振歧特別指出：這個路子完全有可能成功！既然抗源不是來自小麥，那麼病菌就不容易產生適應性變異，有可能育成持久性抗病的品種；可能不會隻維持5年，而是更長的時間。他完全支持李振聲的想法。
這時的李振聲再次想起了當年三位學者的報告，尤其是艾思奇有關哲學的論述。他決定兩條腿走路：在做小麥與牧草遠緣雜交研究的同時，也做小麥品種間雜交的研究——不能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
這一研究就是8年，從1956年到1964年。在這期間，李振聲有了女兒李濱。
1964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始，李振聲不可避免地遭到指責。原因很簡單：8年過去了，遠緣雜交的品種還沒有搞出來，明顯是“脫離實際”的科研行為。有人說：“你要做育種就不要搞遠緣雜交，要搞遠緣雜交就不要做育種。”
但李振聲不這麼看，他的想法是兩樣都要做。既要走一個熟路子，還要探索一個新路子。花費了這麼大的力氣，李振聲已經看到了希望。
還是“兩條腿走路”幫了李振聲的大忙。雖然遠緣雜交被無端指責，可當時他進行小麥品種間雜交的“生選5號”和“生選6號”已在陝西得到推廣，效果良好。所以最後駐所的“工宣隊”給出結論：也不能說李振聲的工作完全沒有成績，畢竟還有兩個品種在生產應用嘛。
李振聲在想起這件事時，總是感覺哲學思考幫了他的大忙。在李振聲看來，哲學並非遠離我們生活的十分玄虛的東西，“要看在生活中怎麼學怎麼用”，“無論做研究還是做別的什麼工作，都要既能看到近的，也能看到遠的。這就好比下棋，必須能看到三步棋，否則就不算會下棋。”
不過真正的內行既能看到近期成績，也有興趣看到遠景展望。時任中國科學院生物局局長的郭興先就察覺到了李振聲這項工作的重大意義，給予了大力支持。結果在“社教運動”結束後，1965年中國科學院西北植物研究所正式成立，李振聲的研究小組隻有少數人員留在西北農業生物研究所，其他人則整體調往西北植物研究所，繼續從事小麥遠緣雜交研究。這個西北植物研究所，也就是張學勇攻讀碩士學位的那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