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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鄉下蹲點階段，李振聲還做了無數的事情，但在他看來都不足掛齒。可有一件事卻必須提及，可以算是李振聲下鄉後做的第二件大事，那就是小麥栽培管理。
在當時的農村，田地和莊稼是要分類的。小麥9、10月份播種下去，到了11、12月份的時候，相關人士評看一番，根據莊稼長勢分出一、二、三類田來。對於不同類別的麥苗，自然應該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這就好比針對不同基礎和成績的學生應該因材施教一樣。
當時全大隊11個生產隊的小麥平均產量隻有360斤，而李振聲他們的試驗田距此隻有200裏之遙，產量卻達到600斤。針對這一情況，李振聲主抓了兩個小隊：7隊和1隊。這兩個小隊都是三類田居多，也就是說在這兩個小隊的田地裏，基礎和成績較差的“學生”居多。
調研下來，李振聲製定了方案，提出了一些管理措施，諸如加強管理、施肥澆水等建議，口號是“三類趕二類，二類趕一類”，就好像同學間的“比學趕幫超”。新的管理措施往往會與一些陳規陋習相衝突，比如當地人種植小麥，在冬春時節從來不澆水，俗稱“正月澆麥如伏虎”，擔心澆不好會讓小麥減產；但李振聲卻建議他們打破多年的習慣，改為地凍前先進行冬灌，開春後再灌水結合追肥，以促進二、三類田升級。
漸漸地村裏的人發現，誰要是采納了李振聲的建議，誰地裏的莊稼就會長得又快又好。一時間“老李是神人”的說法不脛而走，農民也經常帶著各種問題前來谘詢。
那時，每逢過年的時候，則有很多不認識的農村老大爺背著背簍，來到李振聲家所住的大院到處打聽：李振聲家住哪兒？然後跑進去說一聲“老李是好人”，送上自家種的白菜和磨的白麵。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主任陳宜瑜在為《李振聲論文選集》所作的序中也曾回憶稱：“有一次我陪他到河南省品種推廣現場，當地的老鄉、幹部對他也是讚不絕口。”
不過在最初實行栽培管理的時候，也可能是1隊距離較遠，也可能是它的隊長不信科學，許多措施實施不到位，結果當年減產；而7隊隊長張虎則不然，他肯接受科學知識，事事都嚴格按照李振聲的方案和計劃從事，結果當年產量大增。早先8隊的小麥產量比較好，可現在7隊的產量超過了8隊。
這是科學管理農業生產的一個有力證據，在當時那就叫“典型”。李振聲抓住這個典型，召開現場會，借此推廣7隊的經驗。及至秋播，成功的經驗已被廣泛接受。而到了第3年，則在全大隊全麵推廣開來，而李振聲則成了生產大隊的“技術指導”。這一推廣，整個大隊的產量一下從畝產360斤升為畝產500斤以上——這在當時，被稱為“過了黃河”（“農業發展綱要”規定，黃河以南的糧食生產指標是500斤）。
寧王公社一看，聯合大隊的經驗很值得繼續推廣，於是把李振聲請去講課，大力推廣聯合大隊的經驗。推廣後的效果馬上顯現出來，整個公社的平均畝產超過400斤——這在當時，被稱為“過了綱要”（“農業發展綱要”規定，黃河以北的糧食生產標準是400斤）。結果是大隊和公社都被評了先進。李智兒回憶說：“當時我們那裏是寶雞小麥畝產最高的村，十裏八鄉的幹部都來我們這裏參觀學習。”
農民就看產量，產量上去了，比什麼理論都強。不過在當時，李振聲的工作不能隻從產量上來看，得從政治角度來看，於是李振聲獲得了公社頒發的光榮稱號：“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獎勵是“紅寶書四卷”（毛澤東選集4卷）的合訂本。李振聲對這一獎勵十分珍視，一直保存了很久。
回到楊淩之後，李振聲與另外一名科學家做了武功縣的農業顧問，經常參加縣上的會議，研究農業生產，更加熟悉農業問題。接著，陝西省做整個農業規劃時，省裏組織100多名科研人員和專家參與編寫或討論，組長就是李振聲。自這時起，李振聲就以陝西省農業顧問的身份參加全省的農業考察和規劃，打下了研究宏觀農業的基礎。
有了這一基礎，李振聲在1987年調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之後，主抓“黃淮海地區中低產田治理”時才更胸有成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