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香港過聖誕
去年初給《北京晚報》寫了篇《躲春節》，於是10月底開始就有電話要我再寫躲節。我也不能老躲節，雖然一年中我是最不喜歡年終年初這一段。元旦複春節，節前複節後，人心萌動，精神恍惚，急著要辦個什麼事吧，人家說：節前了，節後再來。節日是有數的，放幾天假就是幾天。而節前和節後是模糊數學，每個人可以根據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情願自己的高興和自己的不高興來過這種冬去春來何時了的節日後或後節日。
也在年終的聖誕，是洋節，我就沒有把它當個什麼節日。因為，用句我們的文藝演出裏有時哇哇大叫的話——我是中國人，雖然覺得其實不這麼叫也可以做一個響亮的中國人。如果各個國家的人都這麼叫：我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人，我是特立尼達和多巴哥人，我是獨聯體人，地球上的人都衝天大叫的話，就把臭氧層叫破了。
總之聖誕節如同感恩節、萬聖節，與我無關。12月24日我正在香港，朋友遨我去港島香格裏拉飯店吃聖誕大餐。我也習慣了，或者說不習慣也得習慣各種節日的“終端”都體現為一頓飯。香格裏拉飯店已經擠滿氣球。每隻椅子背上都用閃光紙帶使一隻氣球定居在高處，很多頗有雅興的氣球隨意地在天花板上散步。飯店為每人準備了紙製的帽。男士一頂高高的紅禮帽或藍禮帽，女士一頂插著白羽毛的公主或皇後的冠。別人戴上帽快活自如，我的公主冠老是別別扭扭地掉下，大概看我不像公主。
每個餐桌的杯盤間堆滿聖涎花和玩具。彩紙做的假鞭炮，拉一下啪地一響，大家哈地一笑。彩紙的喇叭可以吹出各種可愛可笑的聲音，吹到熱鬧處，各個餐桌參加團體賽似的暗地使勁，此起彼伏，你響我還響，你怪我更怪，邊吹邊搖起桌上的各種鈴鐺助威，或者用最簡捷的辦法壯聲勢：大笑。
吹累了，搖累了，笑累了，飯店出現了一個休止符。大家用飲料澆灌那狂熱的嗓門。突然，不知哪桌哪人用紙喇叭孤單地吹出一聲尖細的怪調，所有的紅禮帽藍禮帽和皇後公主，約齊了般狂笑起來，好像把壓抑了一年積攢了一年的笑量全施放了出來，好像明白不趁此機會笑個過癮的話，節日一過又成為急匆匆的上班族，再沒機會沒時間沒心思這麼暢笑了。
那拉響的鞭炮一打開，裏邊還有小紀念品：小工具袋、小針線包、小文具盒、小皇後冠……還有一種彩色紙筒，可以吹出彩色卷 紙，長長的，連綿不斷卷曲翻滾的，好像吹出了長綢舞。吹吧吹吧，舞吧舞吧，解開椅子背上的氣球拍吧。氣球搗蛋逃到了廊柱上邊。我朋友的父親，七十三歲的老伯爬上櫃台，左手抱緊廊柱，右腳就要往上爬。兩名侍者趕來保駕。老伯終於手持彩紙條拽下那調皮的氣球，一邊對我說，他上學時是足球隊長。
聖誕節是兒童節，大家還原成兒童。我把聖誕大餐的各種玩具裝了一手提紙袋，我要把聖誕節帶回北京，到1993年聖誕，大家一年一度再當一回兒童。
當晚睡去，好像枕著聖誕花，枕著蝴蝶結，枕著大氣球、枕著金蘋果。25日早晨醒來，呀，快要遲到了，得趕去參加一個關於現代企業管理的會。香港聖誕放假主天，不知為什麼這個會在節日期間開。我在會上記錄來自香港、大陸、台灣、美國的專門家的發言，帶回京慢慢消化。譬如台灣的教授講到台灣有句廣告語，叫：爸爸回家吃晚飯，因為企業家太忙了。但日本有句話叫：爸爸不要回家吃晚飯，因為希望爸爸忙於應酬，說明事業興旺。結果有的日本男士隻好在遊戲機前磨晚了才回家，於是妻子精神煥發孩子雀躍。
好像對於爸爸回家吃晚飯和爸爸不要回家吃晚飯我都能妙語勝解。因為我常常希望能保持一個連續的工作狀態，省時省力不吃飯。當然那就吃不上聖誕大餐了。聖誕大餐，不過是一夜之前的事，好像已經過去很久，我的抗節日能力太強。我在港采訪的最後幾日裏，想看看香港的曆史博物館，盡可能地去讀懂香港。
午飯後走了兩站地鐵路，沿路問了很多的人，才在九龍公園裏邊找到曆史博物館。門關著，牌子上寫星期五閉館，星期天與假日下午一點開館。25日是星期五？公園裏的遊人在吃侷了牛油的煮玉米，在臨時搭起的親親世界特賣場裏購物。特賣場一間間美 麗小屋像一頁頁繽紛的聖誕卡，空中飄灑著聖誕樂。我因為白跑一趟而焦躁的心田，在聖誕樂的飄灑中滋潤了，平緩了，舒暢了。
26日，雨。我住的賓館大堂門口，擺上了雨傘架，提醒出門的人從架上拿起一把傘。我看了看傘，不拿。從來不喜歡拿傘，與其手裏多一樣身外之物，寧可淋濕。每個人都有各自不可理喻的固執，這世界才別扭而吵鬧。
終於撩開雨幕看到九龍公園。天！昨天那聖誕歡歌的親親世界，今天被雨水衝得蕩然無存。隻有工人在收拾拆下的木板與燈具，證明並不是我的記憶發生了錯亂。
親親世界變成了無人世界，我又不認得路了。隻好在雨中摸索前行，但求能出現一個人為我指點迷津。一個拐彎處還真的走出一男一女，打著傘。我用國語問路，那男士回答我日語。然後又剩下很多的雨陪著單個的我。穿過花徑，繞過塑像，再上台階，又見噴泉。對了，再往前走，就是！心頭升騰起一股成功的愉悅。做成一件別人不肯苦苦去做的事，是叫人髙興的。譬如聖誕節這幾天，大家玩，大家快活，像港報上紅底白字寫的：“12月24日平安夜等郭富城陪你一起HAPPY！”我麼，25日下雨天，有雨陪我一起HAPPY。
博物館門口有兩個人，又是他倆，一男一女的日本人。這一次，我們似乎已經熟悉了。日本男士用英語說，今天是星期六，但今天是假日，是聖誕節。星期天與假日，這裏都是下午一點才開門。講得如同給小學生上課那樣明明白白。他們看到我這個頂雨前來朝拜曆史博物館的人不幸成了落湯雞，特紳士的日本人眼睛裏充滿了善與笑。
其實，我昨天就從招牌上看到了，隻是我看的時候就沒有反應過來聖誕節也是節，也要放假。
也許，從青年時代就失去了過節的功能和玩的功能。盡管24日聖誕夜很盡興了，很忘形了，很兒童了，很想引進聖誕了。但是就像灰姑娘夜裏參加了宮廷舞會，第二天還是灰姑娘，還得不停地削那些永遠削不完的土豆。為了削出更多的土豆，我夜裏給人打電話，越是急越是撥不通。離開電話機往沙發裏一陷，才想起剛才連連撥的都是自己的電話號碼，自己給自己打，還能不占線？午夜後忙亂中把自己鎖在房門外。樓層已經沒有了服務員。住隔壁的先生說幫我想想辦法。他用一張比較硬的卡片，插進門縫往下慢慢塞，居然把鎖撥開了。我直謝這位救命先生，於是知道他是美國人。我拿出房門鑰匙又有事要下樓一次。待我回來，看到這位先生一人站在房間外。他的門是敞著的，他的臉是不敞著的，鎖著什麼心事。他是在等我，等我回來看到他這麼站著，說明他不曾再用卡片開過我的門。這一切，明白地寫在他的臉上。不，先生，我知道你完全是看我著急比我還急才急出的辦法，我怎麼能讓你在我麵前“洗清”自己？這些話，我要是直說出來，可能更弄巧成拙更傷害了他。真正亂了套，我一時也說不出話來。淩晨的空寂的賓館過道裏，他看著我，我看著他。然後我們開始不著邊際地說不知什麼話。原本想說的話都毋需說出了，此時任何毫無意義的話都使我們感到輕鬆和友好。他臉上的鎖打開了，我：才打開我房間的鎖。天！我們周圍每天都有多少人好端端地被誤會，多少人一再一再地被誤會，越是精彩出眾的人越是可能生活在不被理解的誤會中，多少人鎖著，便鎖著心。誤會、
猜疑、小心眼、大謠傳，人生因為附加物過多而過於沉重。節日對於人生，實在是一種生態平衡。可是我自己不過節還差點不讓隔壁好心的先生過好聖誕節！
27日是香港放聖誕假的最後一天。聖誕老人好像格外強化地要讓我感到他的存在：“聖誕佳選”、“聖誕精美包裝服務”、“瘋狂大減價”、“時間就是金錢，多三小時燃點顧客消費欲”、“惠康密密慳大行動”、“聖誕節特級浪漫巨獻”、“親親米奇，米奇老鼠快樂聖誕”、“老友記齊齊HAPPY！全情奔放玩到盡！”好像所有的店所有的街都飄出聖誕樂。一條條街如五線譜上一道道的線，一個個店是五線譜上一個個的音符。一千九百九十二年前，耶穌誕生了。耶穌誕生一千九百九十二年後，我們的電視片解說員用悠遠而神秘的聲音，念出：公元1992年。不過很少人想到聖誕的神聖，很多人享受聖誕的歡樂——“全情奔放玩到盡”。
再看櫥窗上的聖誕老人像，其實長得很像我們的老壽星，都是白的胡子，紅的臉頰，慈盾善目，笑口常開。聖誕節和春節也很相似，都是把節日的意義落實到吃喝玩樂七。忙碌人生不能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都累著、端著、夾著、壓著，如果沒有聖誕，沒有春節，總也會找到另外一個日子來吃喝玩樂。原先以為元旦接春節，節多心散耽誤事。如今看到香港正正經經地在春節、元旦前還加入三天聖誕節。世界各國的黎民百姓風俗習慣如何地不同，但是對節日的需求是共同的。節日的存在，證明人類需要付出也需要報償，需要打卡機也需要遊戲機，需要一絲不苟也需要無拘無束， 需要老到幹練也需要小兒態，需要工作狂也需要勁歌狂舞縱情傻笑。全情奔放玩到盡。健全的人才有健全的生活健全的社會。
1992年聖誕，北京教堂唱詩班到賓館飯店唱聖誕歌，柯達公司駐京辦事處職員化裝成聖誕老人到北京兒童福利院送聖誕禮物。北京的聖誕節，雖不像香港那樣璀燦燈火爭奪大放光明獎，不過大城市少男少女對聖誕的熱情已不減於春節。說不定從哪年開始，我們也會明媒正娶地引進聖誕，也放假，也玩氣球，也吹彩紙喇叭，而且要像萬花簡那樣玩出各各不同的花樣來，全國人民一年一度當一回兒童，再把聖誕歌詞改為：聖誕節，兒童節，大家還原成兒童。
昨天就對自己說，我離港前可能要出什麼事。因為這次來港順利、快樂，該做的事做了，想寫的文章寫了，要看的電影看了，從《名單》到《鋼琴》。晚間電視裏英語對白中文字幕的電影也看了幾部，很多的驚險鏡頭，一個人嚇得衝著屏幕哇哇叫。
才鬆下一口氣，就想到樂極生悲的古訓，告誡自己不要粗心大意。人家有為的人，膽大而心細，我偏不幸，膽小而心粗，而且有一種愛護小零碎丟失大物件的特長。昨晚一邊看電視一邊收拾行李，相信全部收拾妥貼，再不會落下外衣在壁櫃裏。這是我最可能犯的錯誤。這次把大衣和上飛機要穿的衣服、旅遊鞋放在一起，絕對忘不了。
到了機場，和兩位香港好友道再見，過了海關，過了安全口，好了，這下真正的什麼事也沒了。隻等上飛機。
找到飛往北京的七登機口，排上隊，把背包放地上，還有——大衣呢？我的大衣呢？北京與香港有溫差，我特地隨身帶著準備飛到北京上空就披上的。可是，大衣哪兒去了？哪兒去了哪兒去了？
這件大衣是去年底在西單商場看到的，那天本是去文件櫃台買東西，偏偏遠遠地看見這件大衣孤單地掛在高處，或者說這件大衣望眼欲穿地看見了我。是的，就這麼一件，獨一無二，像灑脫的短裙像放大的童裝，是為我而生就等著我向她走去。她的身上已經落了些許塵土，大概很多人不明白這件衣服誰能穿？大人？小孩？都不對。好像誰也不能穿，當然，因為她隻屬於我。
可是她呢？我要找到她！在港的一切順利、快樂都因她的離去而消失了。她充塞了膨脹了我的頭腦。我離開登機口順著來路尋找。
等等，還有比大衣更重要的事——別誤了登機的時間。到底還是應了昨天的預感。上天不會讓事情十全十美，如何叮囑自己，到底還是生悲了。
飛機開始滑行，窗外是港式林立的高樓，簡直如同在街道上起動。然後是海，機翼好像從海麵劃過，機翼如槳，飛機靠劃水前行。香港機場小得使駕駛員不能不分外小心。想到人們常常在出行時遇到不測，我嘛，再怎麼情有獨鍾也就是丟了件大衣。不如拉出機上小餐桌寫文章，把不悅從身體裏轉移到稿紙上。寫完了，這是這次來港的第十五篇隨筆。高興起來。當然，一如果不丟失大衣……
正在家整理從港帶回的資料，收到一封皇家香港警務處寄來的信，一驚。立即覺得好像進入了一部什麼電影，臂如國際販毒網或是什麼喋血什麼猛龍再穿插很多口語：Yes，Sir。”好像香港警察說“是，先生”時常說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