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在蔣介石官邸林園開始進行正式談判。張治中、張群、王世傑、邵力子等參加會談。蔣介石沒有任何準備,隻好說一切問題願聽中共方麵的意見,並重彈“中國無內戰”的老調子。毛澤東立即反駁說:“如果說中國沒有內戰,這不是事實,而是欺騙!”接著毛澤東列舉了大量事實,戳穿了蔣介石在沒有內戰煙幕下而積極準備內戰的伎倆。

張群聽了中共方麵的意見後,尷尬地說:“你們所提的辦法是事先經過你們黨內決定,並在你們來重慶之前就已經公布了的。而我方事前黨內並未有任何討論,也未準備任何方案與中共談判。”這叫什麼談判?

毛澤東本來準備在重慶談十天,由於蔣介石提不出具體談判方案,國民黨陷於被動,隻是派王世傑、張群、張治中、邵力子等幾個代表與共產黨窮於應付,共產黨方麵的周恩來、王若飛隻好按照同毛澤東商定好的方案,同他們具體談判,就這樣談判一直進行了四十三天。

蔣介石同毛澤東前後會談了十次。

一次,蔣介石同毛澤東會談回來,對陳希曾感歎道:“毛澤東此人不可輕視,他嗜煙如命,手執一縷,綿綿不斷,據說每天要抽一聽,但知道我不吸煙後,在同我談話期間,競絕不抽一支煙,此決心與精神決不可小視!”蔣介石再一次感覺到毛澤東的厲害。

四、毛澤東的文治與武功毛澤東的“武功”無論是在對日作戰,還是對國民黨的作戰上都獲得了絕對的勝利,蔣介石對此是深有感觸的。蔣介石的五次“圍剿”已經說明了一切。國民黨不但沒有將“共匪”剿滅,反而使“共匪”越剿越多;幾百萬軍隊對紅軍的圍追堵截同樣也以國民黨的失敗而告終,最後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在陝北實現了大會師。如今,小日本在國共聯手的合擊下投降了,但是在抗戰中共產黨卻壯大了,共產黨的地盤也擴大了,更為重要的是共產黨的軍隊也大得令人不敢小覷了。所以,蔣介石現在通過重慶談判想要實現的最大目的就是削減共產黨的軍隊、控製共產黨的軍隊,其他的東西他都可以放棄。真沒有想到,毛澤東所說的“槍杆子裏麵出政權”這句千真萬確的真理蔣介石竟然也明白。他在毛澤東到達重慶的當天晚上,就在日記中這樣寫道:“正午會談對毛澤東應召來渝後之方針,決心誠摯待之。政治與軍事應整個解決,但對政治之要求要予以極度之寬容,而對軍事則嚴格之統一不稍之遷就。”而毛澤東的謀略與蔣介石卻決然不同,毛澤東既注重軍事也注重政治,既講究“武功”也講究“文治”。所以早在1938年5月,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就曾經高屋建瓴地說過:“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政治和戰爭是不可偏廢的;他在贈給丁玲的《臨江仙》中也有這樣的一句:“纖筆一支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可見,毛澤東重視槍杆子,但是他也從來不小看手中的“筆杆子”。文治與武功是相輔相成的。

所以,毛澤東在來重慶之前,對政治、軍事內心都有著非常充分的準備。

在軍事上,從延安出發之前,毛澤東曾經和劉少奇密談了一天一夜,吩咐一切。後來劉少奇曾經透露了毛澤東談話的一些內容,其中有一句話最為經典,毛澤東說:“須知蔣委員長隻認得拳頭,不認識禮讓。”毛澤東這句話的意思己經非常明確了,他告訴劉少奇他到重慶之後,如果蔣介石向共產黨的軍隊進攻,“動拳頭”,我們就“動拳頭”,給他有力的回擊。回擊的越猛烈,他在重慶說話就越有底氣。倘若被蔣介石的“拳頭”嚇住了,他在重慶反而直不起腰杆了。

在政治上,其實毛澤東敢於隻身赴渝就已經取得了最大的政治資本,已經取得了政治上的最大勝利,就已經獲得了全國乃至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政治上最大的支持和同情了。對蔣介石的風格毛澤東是非常了解的,他深深地知道重慶的和談不過是蔣介石的一個幌子而已,是蔣介石在棋局上的一步刁棋而已。他無非是給我們一個“將軍”。但是毛澤東的對手似乎過於高估了自己這著刁棋,他以為沒有人能夠接著和他繼續走下去,所以下一步怎麼走,他自己竟然沒有絲毫的準備。而蔣介石的對手毛澤東呢,他根本沒有把蔣介石的這個高招看在眼裏,毛澤東不過是走了一步“閑棋”而已。但是,蔣介石麵對毛澤東隨手而走的這步“閑棋”卻措手不及了,在自己的這著“妙棋”被對方接著走下去之後,他的妙棋竟然成了死棋,倒把自己推到了死胡同裏。

後來,麵對受到極大歡迎的毛澤東,蔣介石措手不及了,顯得特別煩躁,便把為他獻計的吳鼎昌叫去,非常惱怒地訓斥道:“好,好!你出的好主意,現在娘希匹他們真來了!你說,你說怎麼辦好?”毛澤東親臨重慶其實對“談判”而言根本就沒抱有什麼更大的期望,因為毛澤東早已經將蔣介石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稟性看得再明白不過了。毛澤東來重慶最大的政治意義在於贏得世界反法西斯的正義的人們在政治上最大的支持,他不過是借此堵住蔣介石的嘴巴而已,從而在政治上獲得主動權。毛澤東回到延安之後的10月17日,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了《關於重慶談判》的報告,他告誡人們說:“已經達成的協議,還隻是紙上的東西。紙上的東西並不等於現實的東西。事實證明,要把它變成現實的東西,還要經過很大的努力。”這就是毛澤東對重慶談判所作的最本質的結論。

軍事上的機宜已經麵授給劉少奇,具體的談判事宜毛澤東已經全權交給了周恩來,所以毛澤東在重慶的四十三個日日夜夜裏,反而是“無所事事”的了。因而他有了廣泛接觸後方群眾的機會,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所以,他早已經在胸中布下了另外一著妙棋。他要通過自己獨特的外交手段,廣泛結交各界的民主人士、社會賢達、國民黨進步左派……他要利用這個無事可做的“餘暇”時間,在軍事和政治之外的另一個戰場上給蔣介石以迎頭痛擊。他要利用自己的《沁園春·雪》,在重慶的文化領域裏作一篇更大的文章,和蔣介石再來一番特殊的較量——文化領域的較量。

幾十年之後,很多研究毛澤東《沁園春·雪》的人們,隻是鑽到故紙堆中對毛澤東的《沁園春·雪》的寫作時間、發表時間、藝術特色、寫作風格、誰拿到報社發表的等等一些細枝末節感興趣,卻忽略了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無比高妙的精心策劃和運籌帷幄。

其實,毛澤東在這個特殊的時刻,特殊的地點,麵對這些特殊的人物,拿出這闋“有爭議”的特殊的妙詞,看似一步隨心所欲的“閑棋”,其實不然,這一切其實都是經過精心策劃的,都完全在毛澤東的掌握之中。

毛澤東在重慶的四十三天時間裏,他的“文治”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開始的。

【注釋】[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19頁。

[2]古屋奎二著:《蔣總統秘錄》第14冊,台灣中央日報社1979年版。

[3]《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48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