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一、津南村的最後留言1945年10月22日，距離柳尹詩畫聯展隻有兩天了，柳亞子開始抓緊時間為詩畫聯展做最後的衝刺。
早晨，柳亞子坐在書桌前，將毛澤東的《沁園春·雪》在書桌上攤開，仍然在認真地展讀著，他想：尹瘦石為毛澤東畫的像，毛澤東寫的這闋《沁園春》一定是展覽會上的熱點，現在有了毛澤東的手跡，手跡上有簽字、有題款，也蓋了朱紅大印，有了和詞，有了跋，何不為自己的和詞再來一個後記呢？
他想著，揮筆為自己的和詞再草成了一篇後記：
餘識潤之，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廣州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二中全會會議席上，時潤之方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也。及一九四五年重晤渝州，握手悵然，不勝陵穀滄桑之感，餘索潤之寫長征詩見惠，乃得其初到陝北看大雪《沁園春》一闋，展讀之餘，歎為中國有詞以來第一作手，雖蘇、辛猶未能抗耳，況餘子乎？效顰技癢，輒複成此。手寫入紀念冊上，附潤之驥尾，潤之倘不歉唐突歟？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二日，柳亞子寫於津南村廡下。[1]他仔細地將宣紙上未幹的墨跡吸幹，然後又認真地將它抄寫在紀念冊上，終於為展出毛澤東的《沁園春·雪》完成了最後的準備工作，這才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柳亞子的跋和後記不僅記載了一段曆史，它也成為對毛澤東的《沁園春·雪》寫下的最早的評論性文章。“千古絕唱，雖東坡、幼安，猶瞠其後，更無論南唐小令，南宋慢詞矣！”“中國有詞以來第一作手，雖蘇、辛猶未能抗耳！”這些高度讚揚的詞語，也表達了柳亞子對毛澤東這首《沁園春·雪》的熱愛、推崇。更為毛澤東的《沁園春》在重慶的流播，在中華大地的傳誦做了最好的鋪墊。
一、柳詩尹畫驚重慶1945年10月24日，坐落於重慶七星崗的中蘇文化協會門前熱鬧非凡，柳詩尹畫聯合展覽會在中蘇文化協會展廳進行了預展，25日展覽會正式開幕，舉行了隆重的開幕儀式。毛澤東還為《新華日報》編印的《柳詩尹畫聯合展覽會特刊》題寫了刊頭。周恩來、王若飛等親臨展廳觀看了展覽。郭沫若、茅盾、徐悲鴻、翦伯讚等著名人士都為這次聯展寫了熱情洋溢的文章，予以評介。
郭沫若選擇這個特殊的時刻發表了《今屈原》，讚頌柳亞子的風骨和高深的藝術造詣，其中寫道：“柳亞子先生的詩，於嚴整的規律中寓於縱橫的才氣，海內殆鮮敵手”。又雲：“亞子先生在外表上不大拘行跡，而操持卻異常謹嚴。他的正義感，峻峭到了極點。”[2]茅盾發表了《柳詩尹畫讀後獻詞》，他說：柳亞子“雖然用文言寫舊體詩，可是思想內容完全是新的，比起專寫語體新詩的朋友們的作品來，反而更新了。”茅盾先生在文章結尾處指出：柳亞子“是徹底實行了‘舊瓶裝新酒’的詩壇的革命家”。[3]整個展覽會規模宏大，場麵可謂氣派。
展覽會上展出了柳亞子的詩詞數十首，尹瘦石的畫數十幅。柳亞子特意把歌頌共產黨、歌頌毛澤東的一首《七律?三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夜後賦示同座諸子》寫成大幅中堂掛在了大堂正中最醒目的位置，詩雲：
五十九年吾未死，良宵差喜酒杯開。
長鯨狎浪滄溟闊，俊鶻摩雲大地恢。
屍位群兒羞齷齪，橫胸奇怒鬱崔嵬。
樽前跋扈飛揚意，低首延京一柱來。[4]在書寫的大幅中堂詩稿中，柳亞子特意將詩詞中的原句“低首擎天一柱來”，改為“低首延都一柱來”，更恰如其分地表達了對老友毛澤東的崇敬之意，詩句與“重逢握手喜渝州”相映成趣。他的另一首詩《贈毛潤之老友》以及和詞《沁園春》分別被寫成條幅並列在兩旁。他最新的一本詩稿被陳列在大廳正中的桌子上，供人們欣賞。毛澤東的《沁園春·雪》手跡以及柳亞子的和詞就在這本詩稿之中，它們引起了每一個前來參觀者的注意。尹瘦石為毛澤東繪製的畫像配上柳亞子的《題潤之老友繪像》的詩懸掛在大廳最醒目的位置，更是相得益彰，充分展示了毛澤東瀟灑英武的豪邁之氣。展覽會在重慶產生了轟動性的影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這次展覽，可以說也是毛澤東《沁園春·雪》發表的一種特殊形式，為《沁園春·雪》在重慶以及海內外的廣泛傳播起到了“導夫先路”的作用。
三、翹首以待《沁園春·雪》毛澤東的《沁園春．雪》和柳亞子的唱和之詞在展覽會上一經展出，立刻引起了文化界的廣泛重視，人們紛紛到展會上去抄寫毛澤東的這首詞，無不交口稱譽，並鼓動柳亞子將它們拿出去發表。
展覽會結束之後，一天，柳亞子將毛澤東的《沁園春·雪》和自己的唱和之作一並送到了重慶的《新華日報》，希望他們能夠將其發表。
《新華日報》的編輯們早就聽說了毛澤東的這首著名的詞作，今天親眼領教了大作的奇麗與恢弘，無不噓唏、感慨、讚歎，一時爭相傳閱，但是最終的結果卻非常令人遺憾，沒有一個人敢於拍板將其公開發表。報社的領導最後隻得很惋惜地向柳亞子解釋：“因為《新華日報》是共產黨在重慶辦的報紙，毛澤東是黨的中央主席，發表他的作品，非得到他的同意不可，要到延安去請示”。這可難住了急性子的柳亞子，柳亞子想要辦的事情就要立刻去辦，這是柳亞子的風格。柳亞子聽報社的領導這麼一說，歎息到：“這樣辦，太浪費時間了。”柳亞子轉念又一想，毛澤東的作品需要請示，但是自己的東西卻是不需要請示的啊！如果我的《沁園春》和詞在報紙上發表了，人們不是很自然地聯想到毛澤東的原作嗎？有和詞一定有原詞廠！這樣既不違反共產黨的原則，又能夠向外界宣傳毛澤東的作品，鼓舞人們的鬥誌，不是一個很好的權宜之計嗎？柳亞子這麼想著，就將自己的想法和《新華日報》的領導和盤托出了。柳亞子的主張贏得了人們的認可，這樣，1945年11月11日，在柳亞子的這篇和作完成二十天之後，終於在’《新華日報》的第四版上和讀者見麵了。
毛澤東的這首《沁園春·雪》仿佛故意在吊著人們的胃口。
作品先是在共產黨內部的少數人中流播，繼而毛澤東將其相繼贈送給自己的老師、朋友，並且和國民黨中的詩友在一起就此切磋詩藝；緊接著毛澤東《沁園春·雪》的手跡又在柳詩尹畫聯展上公開展出；最後，柳亞子的和詞在《新華日報》的第四版公開發表……人們總是聽到他人對《沁園春·雪》的傳誦，而毛澤東的原詞卻遲遲不肯同期待中的人們見麵。期待的人們越來越多，人們的期待也越來越急迫。
畢竟這是在國民黨的陪都裏，你想想，要在國民黨的陪都裏發表蔣介石的對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的詩詞，這的確需要一點魄力，要動一點腦筋。大張旗鼓肯定是不可以的，它不僅需要小心，而且需要有足夠的智慧。既要實現目的，又要做得絲毫不留蛛絲馬跡，順其自然，水到渠成。
這簡直太妙了！我們無從知曉這是不是有高人在暗中掌控著這一切，但是其最終的結果卻禁不住讓人們拍案、叫絕、稱奇。欲擒故縱！和現在的人們炒作一部名著或者一首歌曲的做法簡直如出一轍。
人們無不翹首以待，等待欣賞毛澤東的《沁園春·雪》。
四、“二流堂”裏的一流人正當柳亞子為發表毛澤東的《沁園春·雪》一籌莫展的時候，在柳亞子百般無奈無法在《新華日報》上發表毛澤東的《沁園春·雪》的時候，重慶的另一張民營報紙《新民報》卻捷足先登，迅速發表了毛澤東的這闋詞。
當時《新民報》開設了一個《西方夜譚》副刊，吳祖光任《西方夜譚》副刊的編輯。他意外地得到了這首詞的原稿，展讀之後，興奮莫名。1945年11月14日，《西方夜譚》副刊率先發表了毛澤東的這闋《沁園春·雪》。[5]然而，在國民黨統治的陪都裏發表這樣一首詞，並非人們想象的那麼簡單，一個吳祖光怎麼就能將這件事情搞定了呢？沒有那麼簡單。當時在幕後其實還有很多有正義感的、有膽略的、和共產黨有聯係的朋友們，他們都為發表這首詞作出了種種的努力。
當時的《新民報》是由陳德銘主辦的，陳德銘的夫人叫鄧季惺，而鄧季惺的弟弟則是國民黨行政院新聞局的副局長。即使如此，《新民報》的副刊文字也經常被國民黨檢查，被逼得走投無路。這時，陳德銘找到了黃苗子，讓他出任副刊編輯。黃苗子在國民黨政府中混得很熟，在國民黨的權利機關內有好些說了算的朋友，為了幫助老朋友，黃苗子便答應了這份差事。後來正是這個黃苗子，在發表毛澤東《沁園春·雪》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黃苗子，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三聯書店編輯出版黃苗子的《畫壇師友錄》時是這樣介紹黃苗子的：“黃苗子是美術史家、美術評論家、著名書法家。”其實他還是我國最著名的老漫畫家。黃苗子1913年出生於廣東省中山市，在香港上學的時候，就喜愛詩詞曲賦書法繪畫，並從名書法家鄧爾雅先生學習書法藝術。他早年的經曆比較奇特，30年代因父親黃冷觀與上海市市長吳鐵成同是同盟會的會員，在上海受到關照，曾經在上海市政府租界辦事處擔任辦事員，衛戍司令部中尉書記，上海市公安局監印。與此同時他還兼任大眾出版社主辦的《大眾畫報》編輯、《小說》半月刊編輯。後來，黃苗子又到南京《扶輪日報》擔任編輯，再後來又隨著吳鐵成到廣東省政府擔任秘書。吳鐵成走到哪裏，黃苗子就走到哪裏，始終是政界和文化界兩棲的一個人物。1939年至1949年黃苗子任香港《國民日報》經理，國民黨中央海外部部長室總幹事、中央秘書處秘書長辦公室總幹事，財政部薦任秘書、簡任秘書兼廣東省銀行監察人、中國實業銀行董事，中央銀行秘書處副處長兼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秘書處處長、中央信托局秘書處處長等。1949年後，先在華北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後任政務院秘書廳秘書，《新民報》副總經理，人民美術出版社編輯，中國書協常務理事，中國美協理事，民革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委。20世紀30年代，有一本彙集了魯迅、胡風、豐子愷、鬱達夫、茅盾、葉聖陶等諸多名家文章的《小品文和漫畫》，其中就有黃苗子的一篇《我的漫畫理論——一個嚇人的題目》，那時的黃苗子剛剛二十幾歲出頭，已經給報刊畫漫畫、畫插圖了，並且已經開始參與編輯小說類期刊中最精美最大型最珍稀的《小說》半月刊了。
當時黃苗子是國民黨財政部的簡任秘書。抗戰開始之後，特別是到重慶之後，黃苗子利用自己的便利條件，為共產黨提供過很多幫助，黃苗子曾經這樣回憶：
我是1937年或1938年在廣州認識鄧穎超的，那時國共合作開始，鄧大姐到廣州，吳鐵成是廣東省主席，我是他的隨從秘書。吳派我去接鄧到他的官邸會麵，這是第一次會麵。以後在《救亡日報》的聚會中，還見過。1940年我在重慶，也在中蘇文化協會和她見麵，那時吳鐵成已經擔任國民黨海外部部長，兼任香港國民黨總支部主任委員，經常在香港。我是由他派到重慶當部長室的總幹事，替他在重慶擔任聯絡的。1941年皖南事變，海外部秘書長童行白（CC係）把國民黨中央決定取消八路軍辦事處的五條計劃向吳彙報，電報交我用密碼發香港。我當天曾把這些情況，向鄧大姐麵談。記得鄧大姐很誠懇地說：“我們共產黨對幫助過我們的人，是不會忘記的。”我聽了很感動。[6]毛澤東到重慶的時候，還專門會見過這個黃苗子呢。當時是八路軍辦事處的錢之光引見的，後來黃苗子回憶這次與毛澤東的談話：
坐下來閑聊半天，談起讀書。他問重慶有什麼新出的好書。我說起最近正在讀周穀城的《中國通史簡編》，他說了一句周也是三十年前的老熟人。我又提到周書中論及世界資本主義各國的遊資侵入中國市場，從經濟上掠奪中國人民的血汗，這種現象，在抗戰勝利以後，是否抵抗得住？他順口就答：
“那就要看全國人民大眾答應不答應了。”我當時心想，中國人民絕大多數是無知的，這話似乎是不太現實。他接著說：“中國的問題很多，其實不止外國經濟侵略這個問題，但根本還是要看人民能否當家作主，權掌在人民手上，一切都好解決。”（大意）我這才覺得他的話有道理（但又覺得事情似乎很渺茫）。然後，我們又談了些戰後財經問題，約坐了二十多分鍾，老錢進來招呼吃飯。[7]等到吃飯的時候，黃苗子才發現，夏衍、喬冠華、許滌新等一大批人都在毛澤東這裏。飯桌就擺在大客廳左角上。毛澤東很客氣地讓黃苗子坐主位，但黃苗子不肯，最後黃苗子坐在了毛澤東的身邊，好聽毛澤東講話。吃飯時夏衍提到前些時江青來重慶的時候曾經到過黃苗子家去看鬱風，這時毛澤東才弄清楚黃祖耀就是黃苗子，恍然大悟地說：“啊，原來你是黃苗子！”原來江青和黃苗子的妻子鬱風早在上海時期就是婦女俱樂部的成員，她們於1937年在上海分手。大約在毛澤東來重慶之前，江青到重慶治療牙疾，曾專門到黃苗子家看望鬱風。而且，從毛澤東的話裏我們也聽得出來，江青和毛澤東也說過這個黃苗子，隻是江青說這個黃苗子的時候，說的是黃祖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