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後，黃苗子曾任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委員、全國書法家協會常務委員、全國美術家協會委員等，是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1992年以後，黃苗子移居澳大利亞，擔任澳大利亞昆士蘭州的格裏非斯大學客座教授、名譽教授。其書畫作品曾在日本、德國、韓國、台灣、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展出。著有美術論著：《美術欣賞》、《吳道子事輯》、《畫家徐悲鴻》、《八大山人傳》、《畫壇師友錄》、《藝林一枝》；畫冊有《黃苗子與鬱風》夫婦畫集等；書法有《黃苗子書法選》、《中國書法精品選——黃苗子》、《草書木蘭詞》等。還出版過多種散文集和詩集。
當時黃苗子與吳祖光的個人關係比較密切，他們都是“二流堂”的重要人物，他們彼此是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二流堂”又是一個什麼樣的去處呢？
說起這個“二流堂”話就長了。“二流堂”最初的形成和一個叫唐瑜的人有關。唐瑜是仰光華僑，30年代初期便活躍於上海的電影界。
據說是由於反對家庭包辦的親事，逃婚到上海，然後輾轉到了重慶。唐瑜有一個胞兄在仰光，是富有的商人，這個富有的哥哥重手足之情，對兄弟關懷備至，唐瑜的哥哥給了他一把金梳子，跟他說如果沒錢了，就折一個梳齒可以換錢。唐瑜拿著這把梳子突發奇想，把金梳子賣了，用金梳子換來的錢蓋了幾棟房子。新房不斷修建起來，建屋就地取材，大都采用當地極易取得的巨大的竹子捆綁起來做成屋架、門、窗，然後裏外抹灰，加蓋屋頂，便成為居室，這種在當地統稱為“捆把房子”的建築經過細致的加工，完全可以成為漂亮的西式住宅。唐瑜先後修建起不止兩三處這樣的住房，都將其提供給朋友們居住，他的第一套房子“依廬”就是給夏衍一家住的。
吳祖光後來在回憶“二流堂”的文字中寫道：唐瑜最後建造的最大的一幢房子，就在中一路四德裏下坡的四德村，有一個很寬敞的大客廳和三間住室，裝修比較考究，取了一個名字，叫做“碧廬”。“碧廬”與“壁爐”同音，唐瑜特別喜歡壁爐，大客廳裏砌了一個很講究的漂亮壁爐。黃苗子說，唐瑜的碧廬，在重慶文藝界是一個引人的去處，朋友們都願意到這裏來聚，碧廬就像現在的沙龍或者俱樂部。重慶的歲月是吳祖光人生中鼎盛的時期，那段時間裏吳祖光是碧廬的活躍人物。在重慶，話劇成了最受大眾歡迎也最為時尚的文化活動，吳祖光創作的《正氣歌》、《少年遊》、《牛郎織女》都成了一時的熱門好戲。
當時全國止處於抗戰期間，從延安來了一個小型的秧歌劇團，他們在重慶演出了一出秧歌劇《兄妹開荒》。吳祖光和一班文藝界的朋友們在這個秧歌劇裏麵聽到了一個前所未聞的名詞——“二流子”。二流子是陝北方言，指光吃不幹的懶漢。這個有趣的名詞把他們都打動了，因為他們的生活大都沒有規律，睡懶覺，吃飯不定時都是常事。所以這些幽默、風趣的文人們都紛紛自詡為“二流子”。碧廬在鼎盛的時候住過十幾位文藝界的朋友。有一天徐冰（徐冰在解放以後是統戰部長，當時在重慶分管文藝）和郭沫若也來到了碧廬，住在那裏的人還沒起床。徐冰就說；“這些二流子真是懶惰！”實際上當時大家都參加演出，結束的時候都是半夜三四點鍾。那時候大家剛學會這個“二流子”的陝北方言，經常掛在嘴邊。郭沫若聽見他們這樣互稱“二流子”覺得有趣，就說：“好，給你們取個堂名吧。就叫二流堂好不好？”大家都紛紛叫好。
本想請郭沫若當場題字做匾，但是找了半天，無筆無墨，隻得罷了。但是“二流堂”這個名字卻從此叫開了。不久就名傳遐邇，文藝界、新聞界的人們把這裏當做休息、聚會的地方。“二流堂”成了重慶文藝界、新聞界最有名的去處。周恩來、郭沫若、夏衍這些在重慶的共產黨裏麵最重要的人物都成了這裏的常客。這也許是《沁園春·雪》能夠通過吳祖光的手發表出去的一個重要的原因，這是後語。
五、身在國民黨心在共產黨的特殊人物1945年11月初的一個早上，黃苗子去位於重慶下坡處的棗子嵐埡的一家產科醫院，看望他即將臨產的夫人鬱風。途中遇到了老朋友王昆侖，王昆侖一把將黃苗子拉到路旁，悄悄地從口袋裏拿出在柳亞子那裏抄來的《沁園春·雪》，黃苗子早就聽說了被傳得沸沸揚揚的這首詞，見之大喜，問王昆侖：“是否可以發表？”王昆侖果斷地說：“當然可以發表，我們正好借此來紀念一下毛澤東先生的重慶之行，不然怎麼會給你看呢？隻是報紙上不要寫明詞的來源。”王昆侖是何許人呢？
王昆侖原名王汝虞，字魯瞻，祖上住在無錫城中的姚寶巷。1902年8月7日出生於河北保定，後來先後在北京新開路小學、第四中學和北京大學讀書。在北大讀書期間，正趕上五四運動爆發，他積極參加愛國宣傳和示威遊行活動。1922年初，北洋政府委派彭允彝出任教育總長，激起北京愛國學生的義憤，王昆侖作為學生代表之一，南下上海尋求各界的支持，其間拜見了革命先驅孫中山。在孫中山的啟發和鼓勵下，他參加了中國國民黨。回到北京後，他根據孫中山關於宣傳革命、組織起來的教導，在北京學生中團結進步青年，進行革命活動。
1922年7月，王昆侖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係。同年8月，應聘為天津南開中學國文教員。老舍、範文瀾等都是他當時的同事，曹禹、馮至和王瑞驤等都是他當時的學生。
1926年初，王昆侖從北京到廣東，任黃埔軍校潮州分校政治教官。
同年7月，隨軍北伐。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後，他在南京擔任了以陳銘樞為首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的秘書長。但因不滿蔣介石對外勾結帝國主義、對內實行獨裁統治，不久便憤而辭職，南走桂粵，投奔孫科、李濟深。後又返回江蘇，奔走於南京、無錫、上海之間，開始在國民黨內部從事反蔣民主鬥爭。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為尋覓拯救中華的正確道路，王昆侖在無錫姚寶巷17號家中黿頭渚太湖別墅內，如饑似渴地學習馬列主義著作，聯絡進步青年，進行革命活動。第二年他同孫翔風、華方增等人，在無錫創辦了《人報》。2月26日，《人報》正式出版發行。王昆侖用“大魚”、“戡天”等筆名，為該報撰寫了《問無錫青年》、《對外抗日到底，對內爭取自由》、《朝鮮的光榮與中國的恥辱》等許多文章。
1933年，王昆侖同孫曉村、曹孟君、錢俊瑞、張錫昌等，組織了革命團體南京讀書會。這時候，他的思想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開始從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轉變。不久由中共南京市委負責人盧誌英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利用國民黨老黨員的合法身份，長期從事愛國民主運動和共產黨的統一戰線工作。1935年8月，王昆侖同錢俊瑞、曹亮、孫曉村等，在無錫黿頭渚太湖別墅內的萬方樓召開秘密會議，參加會議的還有上海、無錫、南京讀書會的部分骨幹狄超白、華應中、陳佩珊、薛葆寧、秦柳方、鍾潛加、汪季琦等人。會上，曹亮傳達了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的精神，錢俊瑞作了分析世界革命形勢和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報告，王昆侖陳述了國民黨左派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於右任、經享頤等堅持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情況。會上大家共商抗日救國的大計，並決定在讀書會的基礎上建立救國會，以推動國共合作，一致抗日。同年秋天，王昆侖隨孫科重回南京國民政府，任立法院立法委員，又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1936年11月，王昆侖和孫曉村在張繼的支持下，幫助南京救國會在中央飯店公開舉行南京各界援助馮玉祥、方振武領導的綏遠前線抗日將士大會。何香凝、柳亞子等都到會簽了名。之後，中共領導人周恩來、葉劍英、秦邦憲、潘漢年等還曾到成貿街無錫同鄉會駐地看望過王昆侖。1937年春，在國民黨的一次中央全會上，王昆侖把陝北傳來的中共中央批評國民黨長期對內反共、對外投降的長篇電文公開宣讀，借以促成國共合作、共同抗日。馮玉祥在會上給予支持。“七七”盧溝橋事變發生後，形勢急轉直下，國民黨當局在公眾輿論的壓力下，釋放了遭受非法逮捕的上海救國會七君子。9月，王昆侖和潘漢年陪同出獄不久的沈鈞儒，由上海專程到南京，參加南京各界救國會聯合會成立大會。會後，他們又陪沈鈞儒從南京到無錫，住在王昆侖家中多日，共商國事。這期間，他們在無錫師範大禮堂和錫師附小大禮堂，舉辦無錫暑期學術講座，先後請孫曉村、曹孟君、李公樸、沙千裏、薛暮橋等作報告和講演，掀起無錫抗日救亡熱潮。
同年12月，南京淪陷。王昆侖隨國民黨政府的遷移，來到了武漢。
第二年年初，他同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等聯名發起創辦《全民抗戰》三日刊，特別是為徐州突圍和武漢保衛戰編寫了不少宣傳鼓動的文章。8月，他同抗戰中從事婦女、兒童工作的曹孟君女士結婚。10月，武漢三鎮淪陷．他又從武漢到了重慶，在重慶王昆侖除繼續擔任原職外，還兼任了中山文化教育館總幹事，中蘇文化協會常務理事等職，並同侯外廬、翦伯讚等主編了《中蘇文化》雜誌。他以自己的合法身份、社會交往和曆史關係，為爭取和團結國民黨上層人士和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為掩護和營救被捕的中共地下黨員以及進步青年做了大量工作。
1941年皖南事變後，王昆侖在中共代表周恩來的支持下，與王炳南、屈武等在重慶發起組織“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簡稱“小民革”），在國民黨內部堅決主張抗戰到底，反對倒退，反對分裂。1943年，他又與譚平山等發起組織“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積極進行抗日民主活動。
1945年5月5日至21日，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重慶複興關（現名浮圖關）舉行，會上，王昆侖揭露了國民黨頑固派勾結日偽，製造分裂，策劃內戰的陰謀，引起了很大的震動，蔣介石很惱火，立即把他的名字從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候選人的名單中勾去。
同年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秦邦憲等代表中共中央赴重慶同國民黨談判，8月30日，王昆侖等人積極組織中蘇文化協會成員對毛澤東的到來進行了熱烈的歡迎。那天上午，毛澤東從林園返回桂園，然後分別和宋慶齡、赫爾利交換了意見。下午，柳亞子、沈鈞儒、陳銘樞、王昆侖、黃炎培、左舜生、章伯鈞、冷遒、傅斯年、王雲五等便以最快的速度前往桂園拜訪。當時，柳亞子、陳銘樞是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的負責人；沈鈞儒、黃炎培、左舜生、章伯鈞是中國民主同盟的領導人；王昆侖是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的領導人之一；冷通、傅斯年、王雲五是國民參政員。可以說這些人代表了重慶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大家在一起暢談抗戰勝利之後的革命形勢，表示了對毛澤東的歡迎和關心。
8月31日，毛澤東在桂園與王昆侖等人又暢談了三個小時。
那是下午三時左右，王昆侖與許寶駒、屈武、侯外廬、曹孟君、譚惕吾等六人剛剛來到張公館桂園的門外，毛澤東老遠地就從裏麵迎了出來。這時，王炳南在中共內部負責統戰工作，因為他曾經和屈武共同組織民主革命同盟，和王昆侖一行人都特別熟悉，因此王炳南作為引見人，對來人進行了一一介紹。
毛澤東與主昆侖一行人握手之後幽默地說：“你們都是些著名的英il五雄啊！”王昆侖等人都愉快地笑了起來。
當時，王昆侖就坐在毛澤東的身邊。王昆侖問毛澤東，這次談判能否成功，還說蔣介石邀請毛澤東來重慶談判是不懷好意。接著還說：
“依我看，這次和談是談不成的；即使談成了，國民黨當權派也不會給共產黨實權的。”毛澤東接著對王昆侖的話作了回答：“明知這次和談困難很大，還是要談，因為人民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團結。所以，中共應該盡力地爭取和平，為人民利益必須這樣做。”隨後，王昆侖又問到毛澤東的安全問題，毛澤東笑了，非常輕鬆地說：“這一點大家可以放心，至於蔣介石要違反人民意誌而可能進行加害，我料想蔣還不敢。”大家就當前形勢交換意見，暢談未來，不知不覺就到了下午五點多鍾，這才起身向毛澤東告別。
全國解放之後，王昆侖曾任政務院政務委員、北京市副市長。可見，王昆侖並不是等閑之人，這是一位一身兼兩黨的特殊人物。
可以說，王昆侖也是《沁園春·雪》在重慶發表過程中的一位關鍵人物。
六、首發之功黃苗子高興地將那張寫著《沁園春·雪》的紙片小心翼翼地收藏在口袋裏。到了醫院之後，黃苗子將寫有《沁園春·雪》的那張小紙片交給妻子鬱風閱覽，鬱風看了也非常喜歡，遺憾的是因自己躺在醫院裏而無法操作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