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一、《新民報》的來龍去脈在重慶這麼險惡的環境裏，在國民黨強權統治的眼皮底下，在蔣介石的臥榻之側，竟然有人敢發表共產黨領袖人物毛澤東的詩詞，為共產黨張目'這張報紙到底有什麼樣的來曆呢，他們為什麼有這麼大的膽量呢？單憑幾個熱血青年就敢於作出這樣的事情嗎？這的確是令人費一些心思琢磨的事情。
《新民報》雖然經常發表有利於共產黨的文章，而實際上它卻與國民黨有著非同尋常的關係。《新民報》創始人之中最重要的一個人物其實就是一個國民黨黨員，而且《新民報》的三個創始人都來自於國民黨的中央通訊社。
這三個人，一個叫陳銘德，一個叫劉正華，還有一個叫吳竹似。三個書卷氣很濃的青年，當初都是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的編輯。陳銘德和劉正華是四川同鄉，又是小學、中學的同學，關係非同一般。吳竹似和陳銘德一起在《大中華日報》做過事，是關係要好的同事。因此三個人以陳銘德為軸心，在中央通訊社裏成為非常要好的朋友。
然而，中央通訊社的日子是令人鬱悶的。三個人都是篤信孫中山“三民主義”的熱血青年，但是1927年之後，蔣介石公然發起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蔣介石一躍而成為了國民黨的實權派。蔣介石雖然仍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自我標榜，而實際上他是形左實右的，他的主義其實已經與“三民主義”相去甚遠了。蔣介石統治下的國民黨，以獨裁、專製、軍閥混戰代替了孫中山時代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
自由、民主、科學都被蔣介石及其黨羽以“維護黨國利益”的名義沒收了，“各刊物必須絕對服從中央及所在地最高級黨部宣傳部的審查”。國民黨的中央通訊社更是必須聽命於國民黨中央的喉舌，必須“以黨的利益為最高原則”。可想而知，中央通訊社那些枯燥乏味的消息、那些陳詞濫調的新聞，還有那些粉飾太平的文章、歌功頌德、溜須拍馬的喜歌，這些對信仰三民主義，思想進步的青年來說根本提不起半點精神，與他們的追求、愛好簡直是南轅北轍，水火不相容。
他們在這種沉悶的日子裏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鍾，整日裏無所事事，日子過得很乏味。忽然有一天，陳銘德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和兩個好友說：“既然中央社不能讓我們說我們想要說的話，做我們想做的事，他們不讓我們放手從事我們愛好的新聞事業，我們為什麼不自己辦～張自己的報紙呢？”劉正華和吳竹似聽了陳銘德的話，恍然大悟，簡直心花怒放，兩個人都舉雙手讚成，一拍即合。三位劍客終於要拔劍出鞘了。
1929年9月9日——這是他們自己選定的一個特殊的日子。因為1911年9月9日正是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的日子，他們出於對孫中山的崇拜，也是為了繼承和發揚孫中山時代所創辦的《民報》的精神，為了更好地宣傳“三民主義”，所以他們給自己的報紙起名為“新民報”，可能這其中還有另外的一層意思吧，什麼意思？也許他們的這張報紙包含著“新《民報》”的意思吧？
精於書法的吳竹似特意從孫中山的遺墨中摹寫出“新民報”這三個字，將它作為了自己報紙的報頭，《新民報》就這樣在南京誕生了。
二、拉國民黨這張大旗做《新民報》的虎皮然而，《新民報》剛剛創辦起來之後不久，吳竹似就患肺結核而病故了，劉正華又是一個業餘兼職的編輯，雖然答應和陳銘德一起辦報，但是還放不下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的差事，所以報紙全部的擔子基本上都落在了陳銘德的肩膀上。陳銘德也的確是一個可堪大任的人物，是一個能把思想變為行動的事業家。
陳銘德是四川長壽縣人，6歲的時候父親去漢口作生意虧了本，被東家誣陷為貪汙營私，父親最後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服毒自殺。從此孤兒寡母艱難度日。母親在食不果腹的情況下仍然堅持供陳銘德接受了完備的教育。小學畢業之後。他獨自一人到重慶讀書，後來又隻身出川考入北京政法大學。1921年，還是一個大學生的陳銘德經國民黨元老謝持和張繼的介紹與王昆侖、許寶駒、鄒明初等一同加入了國民黨。可見，陳銘德不僅是國民黨，而且還是一名老牌的國民黨黨員呢。然而，當時的國民黨還處於一種地下狀態，加入國民黨對陳銘德而言並沒有成為他的晉身之階，也沒有成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大學畢業之後，他竟然和國民黨一直沒有組織上的聯係。
大學畢業之後，陳銘德先後擔任成都《新川報》總編輯和《大中華日報》主筆。1928年又東下金陵任中央通訊社編輯。1929年，為了辦報，陳銘德辭去了中央通訊社編輯的公差，從劉湘的部下藍文彬旅長的手中募集了兩千元現金，終於和劉正華、吳竹似兩個人一起將《新民報》搞了起來。創辦初期的《新民報》，一期僅發行兩千份。後來，陳銘德網羅了張友鸞、張恨水、張慧劍、趙超構等一些辦報人才，才使《新民報》逐漸走紅，成為一張在中華大地比較有影響的報紙。
陳銘德辦報向來堅持無黨無派，新聞自由。他不希望把《新民報》辦成國民黨的“喉舌”，又不想得罪國民黨；他期望自己的報紙賣得好，所以它需要經常刊登一些老百姓喜歡的文章。就這樣，他的這張報紙漸漸地得到了公眾的認可。但是，得到老百姓的喜歡就難免使《新民報》經常把國民黨當局放在火上烤，就難免惹惱國民黨當局，就常常被國民黨的新聞局在報紙上開天窗，這是一個兩難的選擇。《新民報》經常麵臨被查封、停止刊登廣告、開天窗等處罰，政治風險比較大。
怎麼辦？陳銘德一直沒有想出一個兩全的計謀來。但是陳銘德的夫人有辦法，在陳銘德夫人的積極努力下，大家開動腦筋，想了一個很好的計策，他們將國民黨上層和社會上的一些關鍵人物拉進了《新民報》。
1937年7月1日，新民報股份有限公司募集了五萬元股本金，宣告正式依法成立。
新的新民報股份有限公司與過去的《新民報》相比可真是鳥槍換炮了。單就那份董事長、董事、監察人員名單就會讓人嚇一跳：董事長蕭同茲，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社長；常務董事彭革棟，國民黨中宣部新聞事業處處長；常務董事王漱芳，南京市政府秘書長，與何應欽、馬超俊關係密切；董事方治，CC頭目之一；董事張廷休，與CC以及何應欽都有密切關係；其他董事由《新民報》內部人員擔任，陳銘德由社長改稱總經理，陳銘德的夫人鄧季惺擔任經理，羅承烈任總主筆，趙純繼任總編輯；監察李秉中，黃埔軍校一期學生；監察黃仲翔，國民黨複興社成員；監察沈輔彝，四川軍閥劉湘駐京代表邱丙乙的妻子；監察餘唯一，前國民黨中央通訊社主任，《新民報》原始讚助人之一；監察鄧建侯，立法委員，與孫科關係密切[1]。
這是一個經過精心策劃與安排的特殊名單，幾乎包括了國民黨各個派係的代表人物。因為報紙有劉湘的股份，為了掩人耳目，其中與劉湘有關的人物都以夫人的名義列入，而不直接露麵。在外人看來，這張名單的確是“中央化”的，看不到一點劉湘參與的痕跡來。這自然提高了報紙的身價，也讓不知道內情的人不敢輕易對《新民報》胡來。而且，董事會裏麵這些有頭有臉的人物，除了劉泮香代表劉航琛，沈輔彝代表劉湘先後有過一些投資以外，其他人都是贈送幹股，不用投資，隻管拿錢。這樣的好事自然使每一個股東都感覺到內心無限地舒坦，也很願意為《新民報》口送春風，伸出援手。因為有《新民報》存在就有“薪水”在，何樂而不為呢？
通過上麵的這個名單，我們應該知道了，在重慶那樣的環境裏，毛澤東的《沁園春·雪》能夠在《新民報》這樣有影響的報紙上發表並不是偶然的，單單憑吳祖光、黃苗子、鬱風幾個熱血青年的膽略的確是不夠的。因為在他們的後麵畢竟還有總編、社長，社長的上麵還有國民黨的新聞檢查部門，新聞檢查部門的上麵還有CC，還有蔣介石，要過得了這些關，就不是吳祖光和黃苗子們所能夠應付自如的了。
可以說，除了《新民報》也許還真沒有人敢冒這樣的風險。
陳銘德拜訪郭沫若然而，隻有膽量也是不夠的，你共產黨憑的是什麼？我陳銘德是一個老牌的國民黨員，我為什麼要為你們去冒那樣的風險呢？
其實，陳銘德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他不僅是國民黨，他還是一個左右逢源的人。你想，一張報紙在那樣複雜的環境條件下，能夠辦得那麼紅火，那麼受歡迎，那麼賺錢，沒有這樣一個領軍人物怎麼可能呢？
可以說，陳銘德將報紙看成是一個代民立言的工具，而不是進行黨爭和索取個人利益的工具，所以他幾乎是。超黨派、超政治、純國民，那樣一個人。陳銘德後來在他自己寫的《我的簡曆》中這樣寫道：“從我最初辦新民報一念而起，想以超黨派立場，以輿論力量監督當權派和政府，向民有、民治、民享的路上走……”所以在陳銘德這樣的指導思想下，《新民報》積聚了很多無黨無派的進步人士，報社同仁百分之九十九都沒有黨籍。
但是，無黨無派隻是一種表麵現象，其實人是有思想的動物，雖然沒有黨派，但是思想還是有傾向性的。他們雖然拉了很多國民黨的高級官員加入他們的董事會，網羅了大量國民黨高官做他的靠山，但是暗中陳銘德也和共產黨的一些高官有著非常緊密的聯係和交情，報社之中也有共產黨的秘密滲透。
生活是現實的，而未來是不確定的，政治也是不可靠的，每一種選擇都不能確定有十足的把握。國民黨和共產黨誰能成為問鼎中原的勝利者？鹿死誰手？沒有人是算命的先生。對於一個信奉“無黨無派”的人而言，在兩股強大力量的中間遊走是艱難的，做到涇渭分明也是不可能的，這是那個時代對這種非官方報人的特殊要求。所以陳銘德有接觸共產黨的需求。
《新民報》與共產黨最早建立聯係的人是郭沫若。
早在1936年，陳銘德和鄧季惺夫婦和郭沫若就已經相識了。
當時，陳銘德和鄧季惺到日本購買輪轉印刷機的時候，特地到千葉縣拜訪了他們傾慕已久的這位四川同鄉。當時，郭沫若在大革命的時候寫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請看今日之蔣介石》，因此受到蔣介石的追殺，最後逃亡到日本，生活非常淒苦、寂寞。就在郭沫若政治上寂寥、生活上失意的時候，陳銘德和鄧季惺遠道而來，專程拜訪，使郭沫若非常感動，並當即答應為《新民報》撰寫《留東時代》。雖然後來由於他百事纏身未能如願，但是後來郭沫若還是沒有辜負朋友的期望，於1937年6月給《新民報》寄來了《讀實庵字說》一文。這篇文章是與陳獨秀討論中國社會進化的專論，《新民報》從7月1日到7月7日，連同郭沫若的信一起連載了七天。
盧溝橋事變之後，郭沫若在國民黨對他的通緝令還沒有取消的情況下，毅然回國，投身抗戰。郭沫若7月27日到達的上海，8月1日《新民報》就刊出了上海通訊《郭沫若訪問記》。8月8日，又刊出了郭沫若離開日本時所寫的一首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