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當投筆請纓時，別婦拋雛斷藕絲。
去國十年餘淚血，登舟三日見旌旗。
欣將殘骨埋諸夏，哭吐精誠賦此詩。
四萬萬人齊蹈曆，同心同德一戎衣。
這是一首極其具有煽動性的詩篇，對鼓舞人們的抗戰熱情起到了巨大的作用。9月下旬，郭沫若不顧蔣介石的刺刀和黑槍，來到了白色恐怖籠罩下的南京。陳銘德和鄧季惺也毫不含糊，很講朋友意氣，他們將郭沫若接到自己家中款待。當時，日本人的飛機經常光顧南京，陳銘德和鄧季惺在自己的寓所外麵也挖了一個防空洞，空襲警報響起的時候，郭沫若就和陳銘德、鄧季惺一起躲到到貓耳洞裏，高興的時候他們還會在貓耳洞裏一邊啃螃蟹一邊飲酒呢！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他們是決非一般的關係了。
1938年1月15日，《新民報》重慶版正式出刊。在出刊的初期，當時遠在武漢的周恩來對《新民報》表示出了非同一般的興趣，立刻向郭沫若了解《新民報》在重慶發行的一些情況。郭沫若馬上給陳銘德和鄧季惺二人去信，了解情況，同時向他們通報了《新華日報》準備在重慶出版的消息。在去信的時候，郭沫若又賦詩一首：
一別夔門廿五年，鳥驚花泣恨頻添，寄語巴渝諸好友，複興責任在雙肩。
表達了郭沫若對友人的思念，也表達了郭沫若期望國家複興的美好願望。
四、陳銘德宴請葉劍英與《新民報》還有比較密切聯係的是田漢。田漢是通過徐悲鴻的介紹和陳銘德相識的。1934年年底，田漢和陽翰笙被國民黨逮捕．後來經徐悲鴻和中央大學教授宗白華以身家性命擔保才設法將他們營救出獄。
1935年秋的某一天，南京城裏的一家小飯店裏，陳銘德和徐悲鴻正在那裏小酌。他們的話題從《新民報》談起，最後就不知不覺地談起了田漢。因為徐悲鴻知道陳銘德一直求賢若渴，想要找一些文筆好的人為《新民報》寫文章。而田漢、陽翰笙剛剛出獄，沒有收入，生活也成問題。讓田漢和陽翰笙給《新民報》寫文章豈不是一舉兩得嗎？
徐悲鴻這樣想著，自然就高興起來，端起酒杯一飲而進，興奮地說：“你天天要找人寫文章，田壽昌（即田漢）、華漢（即陽翰笙）都在南京，你為什麼不去找他們？”徐悲鴻的一句話提醒了陳銘德。陳銘德興奮地問道：“他們出來了？”徐悲鴻呷了一口酒，放下手中的酒杯，炯炯有神的眼睛直直地看著陳銘德，輕輕地點了點頭。
第二天，陳銘德和《新民報》當時的總編輯趙純繼一起來到了新街口林巷田漢的住處。雙方一拍即合，在後來一年多的時間裏，田漢為《新民報》寫了六七萬字的文章。在文字交往過程中，田漢與陳銘德也成為了要好的朋友。後來根據工作的需要，田漢去了上海，為《新民報》撰稿的事情就中斷了。
1937年10月上海淪陷，田漢又從上海回到南京。趙純繼聞訊去看望他。那時，田漢和趙純繼已經是老朋友了，無話不談。田漢不客氣地對趙純繼說：“葉劍英參謀長在南京，叫你們老板請請客嘛。”趙純繼就將田漢的話如實地學給了老板陳銘德。陳銘德自然不會怠慢，聽說了之後，當即在北平路40號的寓所裏宴請葉劍英。當時任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的負責人廖承誌也一同參加了宴會，還有田漢、田漢的夫人安娥、田漢的三弟田洪。《新民報》方麵出席的隻有陳銘德、鄧季惺和趙純繼。
人們在宴席上談得非常愉快，葉劍英即興為在座的《新民報》主要負責人講解了中國共產黨的《八一宣言》，分析了時局的變化，說明了共產黨全麵抗戰、持久抗戰的方針，一席話對陳、鄧、趙都是一次非常大的觸動。當時，國民黨方麵還沒有形成持久抗日的觀念，亡國論還像濃密的陰雲一樣籠罩在人們沉悶的心頭，通過這次宴會，陳銘德和鄧季惺對共產黨、共產黨的政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從此他們對共產黨高層領導人增加了信任，彼此加強了了解和友誼，為日後的成功合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在賓主雙方意興正濃的時候，熱情、樂觀、活潑的田漢即席賦詩一首：
原來國事尚可為，一片英氣鬱濃眉。
盡使大陸成軍壘，直至倭寇投降時。
可以說，這次宴飲聚會是陳銘德思想轉變的一個關鍵。雖然國民黨的勢力和共產黨的勢力比較起來仍然占有絕對的優勢，但是陳銘德似乎從葉劍英的韜略和田漢的熱情中，從身邊的這些共產黨人身上的勇敢中看到了國家和民族的一縷希望。而且，陳銘德是何等聰明機智的一個報人？他知道辦報紙的難處，他也知道辦報紙需要結交各個方麵的朋友。
所以，順應時局變化的需要，陳銘德開始了他的轉變。抗戰爆發之前，中共和紅軍在重慶的報紙上一直被稱為“匪”，是蔣介石剿滅的對象。
在《新民報》上，共產黨也是一直被稱為“共匪“的。但是抗戰爆發之後，一切都變了，蔣介石宣布解除了黨禁，承認了紅軍和南方紅軍遊擊隊的合法地位，釋放了一大批共產黨和政治犯，並且成立了包括中共代表在內的國防參政會……共產黨已經成為了中國政治舞台上的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
陳銘德將眼前這一切都清晰地看在了眼裏，這就是他了不起的見識。
五、陳銘德與周恩來的交往1939年7月7日，正好是抗戰紀念日，周恩來應《新民報》之邀，為重慶《新民報》題詞：“全民團結，持久鬥爭。抗戰必勝，建國必成。”這是借《新民報》的陣地宣傳抗戰，同時也是周恩來借這個機會為《新華日報》尋找在重慶的同盟軍。
周恩來與《新民報》建立親密的關係是一次非常偶然的事情引起的。
1941年春天，周恩來在重慶的歌樂山中央醫院住院。巧合的是陳銘德的妻子鄧季惺當時也因病在那裏住院。當時，鄧穎超經常到醫院去看護周恩來，陳銘德也常常到醫院看望鄧季惺。周恩來溫文爾雅的君子風度，和藹可親的為人態度，使陳銘德和鄧季惺為之感佩。同時，陳銘德和鄧季惺在如此艱難的環境裏敢於說真話，敢於為民請命的果敢作風也給周恩來和鄧穎超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就這樣，周恩來夫婦和陳銘德夫婦有了比較多的接觸，使他們開始成為了比較密切的朋友。
1941年1月，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突然爆發，國民黨頑固派蓄意製造的摩擦使國共合作再次進入了一種令人撲朔迷離的狀態。國民黨的特務活動一時又在重慶猖獗起來。1942年秋天，就在這樣惡劣的條件下，陳銘德卻大膽地將共產黨的領袖人物周恩來請到自己的家中做客，這的確是一個非凡之舉。
那是一個秋日的傍晚，寒星已經升上了天空，蕭瑟的秋風從嘉陵江江麵上掠過，將地麵的落葉卷起。山城搖曳的點點燈火層層疊疊地伴著天上閃爍的燦爛星光，使重慶的暗夜裏有了些許的光輝。陳銘德站在寒冷的星光下，等待著周恩來的到來。
周恩來在郭沫若的陪同下，在墨色籠罩的夜幕裏，來到了七星崗附近的華一村，他們老遠就看見了站在街口的陳銘德先生。
那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聚會。在當時惡劣的環境下，陳銘德敢於邀請周恩來到家中小酌，的確是膽大包天的舉動。當時《新民報》方麵隻有張恨水、趙純繼幾個骨幹分子在場，氣氛非常融洽，從那個時候開始，周恩來和《新民報》裏的很多骨幹人物都成為了親密的朋友。
六、毛澤東與趙超構趙超構也是《新民報》裏的一個了不起的頭麵人物，他是《新民報》的主筆，也是毛澤東的朋友，他與毛澤東最早相識於延安。
那是1944年5月間的事情。當時，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美國方麵急於要掌握中共的一些情況，從而根據盟軍的力量來製定美國的對華政策。在美國大使館的再三要求下，華萊士說服了蔣介石，迫於國際和國內形勢的壓力，國民黨勉強同意了美國大使館要求派遣軍事觀察小組和記者團訪問延安的要求。這個新聞代表團由中外記者十多人組成，帶隊的是陳銘德的小舅子，鄧季惺的親弟弟，國民黨中宣部秘書鄧友德。而《新民報》方麵派出的記者是《新民報》主筆趙超構。
在一個陽光燦爛的早上，記者團的每一位都意外地收到了一張淺紅色的、樸素大方的請柬，毛澤東邀請所有記者於當天下午到大禮堂聚會。大家在下午四點左右的時候就來到了聚會的場所，大約過了幾分鍾的光景，毛澤東和周恩來一前一後來到了大家的麵前。周恩來一一將大家介紹給毛澤東，毛澤東和大家親切地握手、交談。
趙超構這樣描寫當時的毛澤東：
身材頎長，並不奇偉。一套毛呢製服，顯見已是陳舊的了。領扣是照例沒有扣的，一如他的照相畫像那樣露著襯衣，眼睛盯著介紹人，好像在極力聽取對方的姓名。
談話時，依然是滿口的湖南口音，不知道是否因為工作緊張的緣故，顯露疲乏的樣子，在談話中簡直未見笑顏。然而，態度儒雅，音節清楚，詞令的安排恰當而有條理。我們依次聽下去，從頭至尾是理論的說明，卻不是煽動性的演說。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先生。[2]接著，趙超構對毛澤東又進行了近距離的觀察，對毛澤東的肖像進行了細致的刻畫：
……濃厚的頭發，微胖的臉龐，並不是行動家的模樣，然而廣闊的額部和那個隆起而端正的鼻梁，卻露出了貴族的氣概，一雙眼睛老是向前凝視，顯得這個人的思慮是很深的。[3]吃過晚飯之後，毛澤東又請大家在大禮堂看了四出京劇。趙超構恰好坐在毛澤東的右側，毛澤東和趙超構很自然地進行了朋友式的交談。
當時張恨水的小說非常流行也非常有名，毛澤東也讀過張恨水的一些作品，於是兩個人的話題首先就從張恨水聊起。
趙超構問：“張恨水寫的《水滸新傳》您看了嗎？”毛澤東說：“這本《水滸新傳》寫得很好，等於在鼓舞大家抗日。”後來趙超構還專門采訪了毛澤東。趙超構在延安一共待了四十三天，返回重慶的第五天，他撰寫的長篇通訊《延安一月》就在重慶的《新民報》上開始連載。由於蔣介石多年對新聞、文化的封鎖，延安這個西部的邊塞小城的確是令人陌生的、神秘的。趙超構憑著記者敏銳的眼光、憑著記者公正的筆觸，全方位地描繪了延安的一切，有毛澤東的訪問記、朱德將軍的招待會、民眾大會、邊區貨幣、標準化生活、幹部政策、文藝座談會、秧歌大會、作家生活、魯迅藝術學院，等等；而文章對邊區的文化藝術工作傾注了更多的筆墨，描寫了延安的劇院、邊區文協、端午節訪問丁玲、延安文藝群像、文藝政策等等；此外，還詳細介紹了延安大學、邊區教育、《解放日報》、醫藥衛生、陝北的巫神、土地政策、勞動英雄、二流子、邊區財政、民主方式的黨治、領導作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