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經過了七八年的抗戰，蔣介石對共產黨的看法、對待共產黨的政策沒有絲毫的改變，但是陳銘德和鄧季惺對共產黨的看法卻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否則，在國民黨占絕對統治地位的重慶，陳銘德敢在《新民報》上發表《延安一月》這樣的文章，是絕對不可能的。這是陳銘德的膽量和魄力。後來，毛澤東曾經和夏衍說：“我看過《延安一月》，能在重慶這個地方發表這樣的文章，作者的膽識是可貴的。”一年之後，也就是1945年8月底的一天，毛澤東在緊張的工作之餘，邀請趙超構到八路軍辦事處聚談。上午九點，趙超構如約而至，趙超構一見麵就關切地對毛澤東說：“你這次來重慶，許多人都替你的安全擔心。”毛澤東輕鬆地說：“蔣介石這個人，大家都是清楚的，但是這一次來重慶，也是經過研究分析的，有準備的。”接著毛澤東和趙超構談起了當前的形勢，毛澤東說：“如果沒有美國人幫蔣介石運兵運槍炮，大片的‘淪陷區’是會由人民收複的，因為‘八路軍就在城門口’。”趙超構領會地點點頭。
毛澤東突然想起了趙超構的《延安一月》，微笑著說：“看到你寫的《延安一月》了，我看你是個自由主義者。”趙超構笑了，毛澤東也笑了。
七、毛澤東與張恨水的觸膝相談1945年的初冬，也就是毛澤東離開重慶之後，有人拿著毛澤東的《沁園春·雪》給張恨水欣賞：“怎麼樣，能否和一闋，[4]和毛澤東先生的這首詞一起在《新民報》上發表？”當時，張恨水在《新民報》副刊擔任主筆，毛澤東到重慶談判的時候曾經和《新民報》的部分人員聚談過一次，經過周恩來的介紹，張恨水和毛澤東相識了，後來毛澤東還單獨約見張恨水一次，他們之間是有交情的。
張恨水是現代小說家，是一個高產的作家。但是他對詞的創作可能就不比他的小說了。他認真地讀著毛澤東的《沁園春，雪》，讀著讀著，暗暗地吃驚起來，為毛澤東的文筆而折服，他不禁想起9月中旬和毛澤東的那次單獨聚會：
毛澤東緊緊地握著張恨水的手，關切地問道：“張先生，生活一向可好？”千張恨水很激動地回答：“還可以，謝謝！”毛澤東和張恨水分別坐下，像相識多年的朋友在一起觸膝相談一的樣，張恨水接著說：“主席大智大勇，以民族大業為重，不記前嫌，置個人安危於不顧，親臨重慶，國人無不感佩。和平有望，國家有望啊！”毛澤東大笑：“不敢當啊，不敢當！我們共產黨一向是主張和平的。
正如先生小說描寫的那樣，現實的中國社會魑魅魍魎太多了。多少年來，華夏大地，戰火頻仍，彈痕累累，哀鴻遍野，黎民菜色。盡羅倒懸之苦的人民無一日不期望和平啊！”說著，毛澤東將手中的煙蒂摁滅，深情地說：“過去，我們和蔣先生打了幾年仗，蔣先生把我們從江西送到陝西。後來，日本人的槍炮，又幫助我們握了手，所謂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嘛。現在日本投降了，我們不想，也不能再打下去了，這是大家的意願，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意願。孔子說，和為貴，我們就是為了和平而來。我們願以自己誠心誠意的行動，為實現和平建國的光明前程，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張恨水聽了毛澤東這一通和平宣言，頻頻點頭。毛澤東微微一笑，又說：“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但事物的發展並非那麼簡單。和平的實現，不僅需要國共雙方的一致努力，也需要各黨派、各界人士共同攜手，為反對戰爭，爭取和平而做不懈的奮鬥。”毛澤東又點燃了一支香煙，看著手中燃燒的煙頭，毛澤東話鋒一轉，風趣地說：“在湖南一師讀書時，有位綽號叫‘袁大胡子’的先生，曾嘲笑我的作文是新聞記者的手筆，今天遇到先生，我可是小巫見大巫了。”張恨水對毛澤東說：“毛先生雄才大略，大筆如椽，我輩小說家，豈敢相比，真是慚愧。正如一些同道所批評的那樣，自己的小說脂粉氣太濃了些。”毛澤東說：“脂粉氣也未必有什麼不好，我看曹雪芹的脂粉氣比先生要濃得多，但《紅樓夢》不也一樣令我們歎為觀止嘛！我認為，文藝作品的好與壞，不能在題材上作統而言之，關鍵在於我們的作品，是否真正地反映了社會，刻畫了社會的人和社會的事，反映出社會的矛盾鬥爭。”張恨水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
毛澤東接著問道：“張先生‘恨水’一名，想是筆名吧？很有味道，願聞其詳。”張恨水笑了：“確是筆名。我原名‘心遠’，‘恨水’一名是我17歲那年在蘇州第一次投稿時自己取的筆名呢，是從南唐後主李煜的詞‘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中截取出來的。那時，我想人生有限，決不能讓光陰如流水一樣白白流逝。所以取這個筆名，也好隨時聽人稱呼，隨時看到‘恨水’兩字，時刻自勉，珍惜時光。可50年來還是蹉跎歲月。”毛澤東點頭，說：“先生著作等身，堪可欣慰。後主詞哀怨淒涼之作，竟被先生悟出如此深意，可敬可佩！我也用過許多筆名，卻無先生之名寓意雋永，我以前常用的‘潤芝’一名，便是在湖南一師時楊懷中先生為我取的。有一次，我在給先生的信中署名‘毛學任’，楊先生問我何故？我說學一學梁任公（梁啟超）。楊先生見我喜歡梁先生，變給了我一部《胡文忠公全集》要我讀。我反複閱讀後，覺得胡林翼確實值得學習，胡字‘潤芝’，我就改名‘學潤’。楊先生對我說：‘司馬長卿崇拜藺相如改名相如。你既然尊敬胡潤芝，就幹脆改為潤芝吧。’以後，師長和好友們多叫我‘潤芝’。”毛澤東送張恨水的時候，警衛員拿過來一塊灰色呢料、一袋小米、一包紅棗。毛澤東握著張恨水的手說：“我沒有什麼好東西。這塊我們自製的精毛呢料和延安的小米、紅棗就送給你！”張恨水低頭看了看身上的這身灰色呢料製服，這才從回憶中醒過來。
毛澤東和張恨水的一席談話看似隨意，卻使張恨水先生對共產黨有了全新的認識，這倒為《沁園春·雪》日後在《新民報》上的發表打下了基礎，算是一個很好的鋪墊，因為張恨水畢竟是副刊的主筆。
張恨水從回憶之中醒來。
他一口氣讀完了毛澤東的大作，又回過頭來細細品味其中的韻味，沉吟良久，然後說：“大氣磅礴，非同凡響，不敢冒昧應和。”在國民黨的統治區發表一首毛澤東的詞作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雖然國民黨和共產黨還在和談，但是在重慶國民黨畢竟是處於主導的地位，共產黨的很多活動還是處在地下的，而民主人士需要考慮的情況就更多了。
八、現代女性鄧季惺前麵提到，《新民報》最初是由陳銘德、劉正華、吳竹似三個人搞起來的。但是，後來吳竹似因為得了肺結核，於1931年7月在北平去世。他的夫人當時已經是一位擁有三個孩子的母親了，丈夫的死給妻子以極大的打擊。
吳竹似的夫人是誰呢？她就是前麵多次提到過的陳銘德的妻子——鄧季惺。
吳竹似和鄧季惺本是夫妻，而且是有了三個孩子的夫妻。吳竹似病故之後，鄧季惺一麵領著三個孩子艱難度日，一麵還在北京繼續著自己的學業，陳銘德為鄧季惺的堅強所感動。後來，在關心和幫助鄧季惺的過程中，陳銘德愛上了這個擁有三個孩子的母親。1931年8月，陳銘德與自己的結發夫人範瑤賓離婚。1933年1月，陳銘德與鄧季惺在北平南河沿歐美同學會禮堂舉行了婚禮，從此，陳銘德的生活掀開了新的一頁，《新民報》因鄧季惺的加入，也開始了一個嶄新的篇章。
鄧季惺出生於一個民族資產階級的小康之家，祖輩在清初由河南南陽入蜀，開始居住於川東奉節，從她的祖父起移居到重慶。陳銘德的思想和工作作風受到鄧季惺的極大影響，而對鄧季惺的性格和思想產生重大影響的則是共產黨。
鄧季惺在14歲之前還在家中讀私塾，直到14歲之後才由母親做主，趁父親出川的空擋，考入了重慶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校。當時在這個學校裏有好幾個老師後來成為共產黨中赫赫有名的人物。惲代英、蕭楚女、張聞天等，都是教過或者啟蒙過鄧季惺的老師。她的同班同學以及結為金蘭姐妹的李伯釗後來成為了“紅色戲劇家”，廖蘇華後來成為了重慶市委組織部長。在她求學期間，正是新文化運動的後期，科學和民主的思想像早春的和風已經吹遍了中華大地，馬克思主義已經開始在中國傳播。當時，鄧季惺的幾個比較親密的好朋友都參加了革命，而他們又在盡力地動員她。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鄧季惺墮入了情網。
當時，鄧季惺和同學吳淑英一起領頭鬧學潮，要求撤換思想守舊的校長。後來為了追求新思想，又與這位叫吳淑英的同學一起出川到上海求學。當時共產黨員陽翰笙在上海和鄧季惺相熟，也了解一些她在重慶的情況，就在上海繼續動員鄧季惺參加革命。就在這個時候，鄧季惺認識了吳淑英的弟弟吳竹似。很快，她和吳竹似於1925年結婚了。就這樣，她的學業因戀愛和婚姻而中斷了，同時她對於革命的向往也被迫中斷了。
吳竹似是一個才華橫溢的青年，但是他在政治上卻有一些守舊，他不許鄧季惺和過去的進步同學來往，不許她閱讀進步的書刊，更不允許她參加革命活動。為了愛，她竟然對他完全言聽計從。然而熱戀之後的寂寞使鄧季惺再次思念起故鄉，想起了故鄉的朋友。1926年，鄧季惺帶著自己隻有幾個月的女兒又回到了重慶。1927年初，擔任重慶蓮花池黨部（國民黨左派）領導人的吳玉章介紹她去巴縣女中擔任訓育員。
上任的第一天，正是3月31日，這一天四川軍閥發動了著名的三三一反革命大屠殺，大批共產黨員被殺害。親眼目睹了血腥的屠殺，鄧季惺對革命產生了動搖，她的革命理想在這一天破滅了，她最終沒有走入革命的陣營，但是，作為一個新女性，對於社會的改造她還覺得負有責任，她的服務於社會的人生宗旨始終沒有改變，她從內心還是同情革命、支持革命的。自1933年開始，她和李德全、曹孟君、譚剔悟、王楓等人開始從事婦女解放運動。1936年，與鄧季惺一起搞婦女運動的南京婦女救國會領導人曹孟君被捕，南京婦女救國會的活動隻能暫時隱蔽起來。就在這個時候，鄧季惺應陳銘德的盛情邀請，加盟《新民報》，擔任副經理職務。在後來的歲月裏，鄧季惺為《新民報》的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共的高層領導人與陳銘德、鄧季惺夫婦既然有這麼多千絲萬縷的聯係，與《新民報》的重要人物有那麼多深厚的交情，如此看來，毛澤東的《沁園春·雪》在那裏發表也就很自然了。
【注釋】[1]蔣麗萍、林偉平著：《陳銘德鄧季惺傳》，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6月版63頁。
[2][3]趙超構著：《延安一月》，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毛澤東訪問記》，1990年12月版4頁。
[4]蕭永義著：《毛澤東詩詞史話》，東方出版社1996年12月版16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