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人們所熟知的那樣，毛澤東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在戰場上一次一次地打敗蔣介石。但是，他的雙手甚至是天生的不喜歡摸槍，有據可查的一次拿槍是井岡山當師長的那麼幾天時間。
那是1928年3月，中共中央決定湘東特委和贛西南特委“合並歸湘南指揮”，當時周魯擔任湘南特委軍事部長、省軍委特派員，他到井岡山之後，根據中共中央上年11月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和12月31日給湖南省委的指示，指責井岡山“行動太右，燒殺太少”。沒有執行所謂“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後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批判毛澤東是“右傾逃跑”、“槍杆子主義”，並把中央開除毛澤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決定訛傳為“開除黨籍”；取消他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改組為不管地方隻管軍事的師委，並且以何挺穎為書記。這樣，使毛澤東一度成為“黨外人士”，不能擔任前委書記和黨代表，隻能擔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
4月24日前後，在江西寧岡縣的礱市，毛澤東領導的軍隊和朱德領導的軍隊勝利會師，兩位曆史巨人的大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當時毛澤東的“合法”身份是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5]毛澤東領導的軍隊和朱德、陳毅率領的部隊會師之後，他們在龍江書院召開了營以上會議，確定將兩部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當時毛澤東第一次挎上了一把駁殼槍。毛澤東還有點不太習慣，他挎上槍之後，自言自語地說：“身背盒子槍，師長見軍長。”[6]這是有文字記載的毛澤東拿槍的唯一記錄。
可以說，毛澤東領導的人民軍隊並不是靠槍杆子打碎了一個舊世界的，他是用他的筆杆子指揮他的槍杆子打敗了蔣介石的千軍萬馬。1936年12月，毛澤東給女作家丁玲寫了一首詞，曾經引用過拿破侖的一句話：“纖筆一支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拿破侖當時說：一支筆可以當得過三千支毛瑟槍。不過，毛澤東的一支筆當得又何止是三千支槍呢？
在長征途中，賀子珍為他特製了一個可以裝紙硯筆墨的口袋，毛澤東看著這個可愛的口袋開玩笑地說：“我要用‘文房四寶’打敗國民黨的四大家族。”[7]沒有想到，毛澤東的一句玩笑話竟然真的成為了現實。
卻說今天，蔣介石麵對毛澤東的《沁園春·雪》醋意大發，但是他又不敢輕易展開文化“圍剿”。因為他擔心引起反麵的影響，“圍剿”不成，反而起了替共產黨宣傳的作用。多次的武力“圍剿”對毛澤東沒有效果，難道文化“圍剿”就會有效果嗎？蔣介石的擔心是有根有據的。
但是他手下的“嘍嘍們”卻不知天高地厚，畢竟他們並不是“老毛”的對手，對“老毛”的厲害還缺乏了解。所以，為了打消老蔣內心的醋意，澆滅他心中燃燒起來的塊壘，他們決定還是要試一試自己的身手。在陳布雷的刻意安排下，國民黨當局經過精心策劃，政論界開始對毛澤東的《沁園春·雪》進行曲解、非難、歪曲、攻擊。
首先，國民黨的新聞主管部門開始對《新民報》施加壓力。
《新民報》總經理陳銘德的小舅子也就是陳銘德夫人鄧季惺的弟弟鄧友德，當時已經是國民黨新聞局的副局長，他的壓力非常大。那時，重慶的《新民報》為了防止日本人的轟炸，搬到了市郊的大田灣一帶，當時的條件十分艱苦，竹子爛泥糊的牆，茅草搭的屋頂，兩張木板拚起來就是一張床。人們很難想象得到，那光輝瑰麗的《沁園春·雪》就是在這麼破爛的地方被印成鉛字的。
鄧友德環顧著這裏破破爛爛的景象，背著手，皺著眉頭，對《新民報》總經理陳銘德和自己的姐姐大加訓斥，並且給予警告，說：“你們竟然發表毛澤東的詠雪詞，簡直是為共產黨‘張目’，向共產黨投降。”畢竟麵對的是自己的小舅子，畢竟《新民報》的董事長是中央社的社長，畢竟《新民報》的背後有一大串國民黨的要員，畢竟鄧友德也不是幹幹淨淨的。所以陳銘德也沒有把這件事情太放在心上。
他調侃地說：“蔣委員長對毛澤東都以上賓相待，報紙發表一首詩，有什麼不可以！難道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嗎？”這話別人是不敢說的，但是姐夫和小舅子說這樣的話就另當別論了。而且這種“抬杠”的話還真讓人無法回答。你蔣介石可以裝蒜，我們也可以裝蒜。
聽了陳銘德的話，鄧友德一愣，要說的一肚子話竟然一下子都被噎了回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他無奈地搖搖頭，也就不再和自己的姐夫說官話了。他來到了姐姐和姐夫的房間裏，私下裏當著自己的姐姐鄧季惺無奈地向陳銘德訴苦，他倒裝起了孫子：“老兄！你們倒好玩，我們的日子不好過呀！”他最後隻好對他們說：“你要想辦法對‘毛詞’進行批評，挽回影響。”陳銘德看著小舅子著急的樣子，隻好應付他說：“好，好，我們一定想辦法挽回影響。”中央通訊社的社長、《新民報》的董事長肖同茲從陳銘德那裏知道了鄧友德來警告過，心情也不禁沉重起來，非常害怕。一是怕蔣介石罵他，擼他的官，二是怕沒有了董事長的頭銜，少了一份“夜草”。他對陳銘德說：“看來，我恐怕幹不下去了。”陳銘德心裏有底，他拍拍董事長，安慰地說：“沒有那麼嚴重吧，隻要不封了我們，該怎麼幹，我們還得怎麼幹。”陳銘德的話不假，他們並沒有被國民黨嚇倒，他也沒給他小舅子留太大的麵子，後來在圍繞《沁園春·雪》而展開的正反兩方麵的鬥爭中，《新民報》晚刊又相繼登載了不少進步的作品。所謂的“挽回影響”不過是應付當時時局的托詞而已。
四、幕後的精心策劃20世紀80年代，台灣一位叫孟絕子的政論家，當時是台南神學院的教授，他在1984年出版的《狗頭?狗頭?狗頭稅》一書中說起了這段120往事，在談到《沁園春·雪》在重慶引起軒然大波的時候，毫不留情麵地說：“可惜，國民黨黨徒雖多，但多的隻是會抓人、關人、殺人、撈錢的特務貪官，是隻會寫寫黨八股的腐孺酸丁級的奴才文官和奴才學者。結果一直到逃離大陸時，國民黨連一首‘毛澤東級’的《沁園春》都沒有寫出來。”[8]原來，國民黨當局在對《新民報》進行了一通恐嚇之後，中央宣傳部經過進一步的策劃和布置，開始對毛澤東的《沁園春·雪》進行文化“圍剿”。在蔣介石侍從室的指使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直接召開會議，通知各地、各級黨部，要求會吟詩作詞者，每人都以《沁園春》為詞牌，寫幾首詞，準備從中選出幾首在意境、氣勢和文筆方麵能超過毛澤東的作品，在報上發表，希望將毛澤東的磅礴氣勢比下去。國民黨鴉鳴蟬噪的一出大戲就這樣在蔣介石的總導演之下，在陳布雷這個執行導演的直接領導下緊鑼密鼓地開場了。
可是，征集上來的詞作雖多，奈何均為平庸之作，盡管後來他們又在南京、重慶、上海拉來了幾位“高手”湊數，終因成績平平，作品拿不出手。
國民黨的不自量力，正如陳毅後來在《斥國民黨禦用文人》詞中所說的那樣：“燕處危巢，鴻飛寥廓，方寸嶺樓怎比高？”不比不甘心，“比”又自取其辱，最後，國民黨終於不得不使出他們慣用的無賴招數——造謠，說毛澤東是“草寇”、“不學無術”，他的《沁園春·雪》是柳亞子代筆等雲雲。
隻然而這謠言，在五十年後的今天，早巳不攻自破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原來香港的著名學者黃霈也是個“好事者”，他也喜歡較真，竟然專門對毛澤東的《沁園春·雪》進行過嚴密的考證。
黃霈以擅長寫歌詞而名世，詞學功底深厚，此人長期居停香港，為人正派，立場也公允。1993年，他對毛詞與柳詞進行了反複的比較，最後認為柳亞子的和詞“氣魄氣韻，思想意境都大大不及毛澤東原詞”，因而他斷言：“毛澤東詞，不可能由柳亞子代筆，柳亞子寫不出毛的氣魄，盡管柳先生自己的確自視甚高。”這真是一件發人深省的文字公案。
五、剿匪密令我們剛剛已經讀過了蔣介石的詩，公平地說，與毛澤東的詩詞簡直不可同日而語，實在不夠水準。看來，談判和作詩對老蔣來說實在都不是他的強項，也就是說政治和文治蔣介石並不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