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一、揭一揭《大公報》的老底
1958年9月30日下午，毛澤東的秘書通知吳冷西到豐澤園毛澤東的住處去。當時吳冷西擔任《人民日報》的總編，毛澤東和他主要談了辦報紙的事情，其中就有很長一段話說到了《大公報》，毛澤東對吳冷西說：“《大公報》從天津起家時是由三個人的‘合作社’從別人手裏接辦的。這三人‘合作社’是吳鼎昌出錢，胡政之經理，張繼鸞主筆。抗戰前雖然不斷有所發展，但在整個中國政局中沒有多大分量。抗日戰爭是《大公報》的鼎盛時期，國共兩黨合作的局麵給《大公報》發揮其作用提供了條件。張繼鸞以及繼任的王芸生，在這方麵的作用值得重視……人們把《大公報》對國民黨的作用叫做‘小罵大幫忙’，一點也不錯……”[1]毛澤東這裏說的《大公報》也是我們今天要說的這個《大公報》。
毛澤東為什麼會這麼熟悉《大公報》的呢？廬原來，《沁園春·雪》在重慶引起的這場“軒然大波”，《大公報》在其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當時毛澤東雖然已經離開了重慶，但是他卻依然對《大公報》的一舉一動了解得清清楚楚。他所說的“小罵大幫忙”也是有根有據的。
就在《新民報》晚刊發表毛澤東《沁園春·雪》的十四天之後，11月28日，重慶的《大公報》也在第一時間公開轉載了《新民報》晚刊上的毛澤東“詠雪詞”和柳亞子在《新華日報》上發表的《沁園春》和詞。而且對毛澤東的“沁園春”還作了非常明確的標示，寫作《沁園春?詠雪》，作者毛澤東。
們知道，唱和《沁園春》，進而借機攻擊毛澤東，這出鬧劇是陳布雷一手主持的，是以《中央日報》為陣地的，但是你知道嗎？真正在報紙上開唱和先河的卻是《大公報》。
11月30日，也就是《大公報》發表毛澤東《沁園春·雪》之後的第三天，《大公報》又一次率先發表了崔敬伯的一首《沁園春》，《大公報》在發表這首詞的時候在詞的前麵還像模像樣地加了一段小序：
——頃者讀報，見近人多作《沁園春》體，棖觸衷懷，輒成短句，頂天立地之老百姓，亦當自有其立場也。
一夕風橫，八年血浴，萬裏萍飄。看旌旗到處，惟餘榛莽；衣冠重睹，仍是滔滔。米共珠殊，薪同桂貴，早與天公共比高。抬眼望，盼山河收複，忍見妖嬈。
名城依舊多嬌，引無數雄兒競折腰。惜蒿裏鶉衣，無情點綴；泥犁溝壑，不解風騷。千載良時，稍縱即逝，豈是頹梁不可雕？天醉也，看今朝如此，還看明朝。[2]很明顯，詞人在詞中向人們描繪了國統區社會生活的一幅最黑暗的圖畫。用一係列的殘酷現實，無情地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鐵蹄對中華大地的蹂躪，有力地鞭撻了國民黨反動派的腐朽、沒落和反動。
這就讓我們有些犯糊塗了，一個《新民報》已經夠讓國民黨和蔣介石頭疼的了，難道在重慶那麼險惡的環境裏，在國民黨統治根深蒂固的陪都裏，能這麼任由這些親共分子“胡來”嗎？
所以，我們有必要掀開《大公報》的底牌來瞧一瞧，看它的葫蘆裏賣的到底是什麼藥？
《大公報》是中國創刊比較早也比較重要的一張報紙，它於1902年6月17日創刊於天津，創辦人是英斂之。1925年11月27日報紙被迫停刊。事情就是這麼有趣，和《新民報》一樣，後來，真正使《大公報》興旺起來的也是三個人。常言說，三個臭皮匠湊成一個諸葛亮。這三個人，一個是胡政之，一個是張繼鸞，還有一個是吳鼎昌。三個臭皮匠終於要開張了，但是他們能湊成一個諸葛亮嗎？
1926年的某一天，胡政之和張繼鸞來天津與吳鼎昌聚會。三個人閑步街頭，從《大公報》門前經過，見《大公報》的金字招牌高懸門額，而招牌下麵的兩扇大門卻緊緊關閉，吳鼎昌就向胡政之說：“這是你抱過的孩子，你不想救救它嗎？”胡政之說：“你如果有意思，我當然願意當保姆。可惜我缺少一碗‘救濟湯’！”吳鼎昌說：“錢不成問題。
難得繼鸞也在這裏，咱們湊合起來吧！”[3]就這樣，吳鼎昌籌資五萬元，一部分用做盤下《大公報》的資金，一部分用於周轉。當時還商定，寧可將全部資金都用完也不增加新的股東，以免因股東意見不同影響事業的發展。
九個月之後，那時已經是1926年9月1日了，吳鼎昌、胡政之、第張繼鸞三個人接管的《大公報》重新開張。吳鼎昌被推為社長，胡政之為總經理兼副總編輯，張繼鸞任總編輯兼副總經理。吳、胡、張成為《大公報》真正的三巨頭。吳鼎昌對胡政之和張繼鸞提出的經營方針、辦報意見、人員使用從無幹涉，一任二人主張。
新出版的《大公報》在創刊號上提出了一個非常響亮的口號：“不黨、不賣、不私、不盲”，並且將它們作為社訓來嚴格遵守。不黨，就是說。不黨同伐異，不為任何黨派所利用，，；不賣，是指不以金錢為報紙交換的條件；不私，是說將報紙作為社會的公器，同人不可將其作為個人謀取私利的工具；不盲，就是不盲從，不隨聲附和。在提出社訓的同時，報紙又提出了一個“四不主義”，即不錦上添花，不落井下石，不與人共利害，不參與別人的秘密。
在開始的時候，為了贏得老百姓，為了提高報紙的銷售量，這個社訓和“四不主義”，《大公報》還是能夠恪守的。然而，隨著吳鼎昌地位的變化，隨著蔣介石對胡政之和張繼鸞的拉攏，《大公報》的立場開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北伐之前，吳鼎昌是北洋軍閥政府的鹽業銀行經理，是北方的大財閥，代表北洋軍閥官僚資本的利益，與國民黨是有很深矛盾的。我們知道，北伐的革命對象首先就是北洋軍閥。而北伐開始處於國共合作時期，因此那個時候吳鼎昌對北伐中表現突出的蔣介石是非常痛恨的，在軍閥政客的反蔣鬥爭中，《大公報》是站在軍閥一方的。而且，蔣介石在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事變之後，吳鼎昌和胡政之、張繼鸞也一直沒有停止過在報紙上揭蔣介石的瘡疤。
九一八事變是《大公報》轉變辦報方針的一個分水嶺。《大公報》對蔣介石的態度由過去的大罵不幫忙，轉變為“小罵大幫忙”。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九一八事變之後的第三天，張繼鸞、胡政之主持召開全體編輯會議，討論對九一八事變采取的態度。張繼鸞繼而宣布了他和吳鼎昌、胡政之商定的方針——“明恥教戰”。張繼鸞進一步說：“中日問題，非一朝一夕所致，而雙方力量懸殊，不應倉促開動戰端……”可以說這就是當時《大公報》對待九一八事變的態度，是《大公報》的“緩抗論”。
與此同時，蔣介石在九一八事變之後，為了保存實力，維護自己的反動統治，也製訂了不抵抗政策，借口需要準備，壓製立即抗戰的主張。強調“先安內後攘外”。這可以說是蔣介石的緩抗論，二者不謀而合。
真的是不謀而合嗎？表麵上看，雖然二者的出發點是各不相同的，但是表現在語言上確實是一唱一和的。針對《大公報》與蔣介石的這種唱和，老百姓極為憤慨，天津的讀者甚至向《大公報》投了一枚炸彈。
外地的讀者也寄給張繼鸞一個裝有炸彈的郵包。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南洋華僑指責《大公報》是“小罵大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