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大公報》和蔣介石是怎麼勾搭到一起的呢？
二、《大公報》拉上了一張比《新民報》更大的虎皮其實，《大公報》和蔣介石的“緩抗論”根本就不是什麼不謀而合，而是相謀而合。
《大公報》的三個臭皮匠吳鼎昌、胡政之、張繼鸞與蔣介石都有著非同一般的密切關係，而且他們的關係根本就不是從九一八開始的，他們之間與蔣介石關係最密切的是張繼鸞，他和蔣介石的關係可以追溯到1928年。
1928年夏天，蔣介石隨北伐軍北上。7月1日，專列到鄭州。這時，張繼鸞曾經跟隨馮玉祥到鄭州迎候蔣介石，這是張繼鸞與蔣介石的第一次見麵。九一八事變之後，蔣介石通過於右任電告張繼鸞支持他的“緩抗論”，於是張繼鸞就按著“蔣先生”（張繼鸞在私下一直這樣稱呼蔣介石）的吩咐在報紙上和蔣介石保持一致，這樣彼此的關係又拉近了一步。西安事變的時候，張繼鸞大罵張學良，楊虎城，國民黨的飛機在西安上空大量散發傳單，傳單上印的就是張繼鸞罵張學良的文章。還有，西安事變的時候，蔣介石為了逃命，拚命向山上跑，結果扭傷了腰。張繼鸞又把一個自稱200歲的“劉神仙”的膏藥送到蔣介石的老家溪口。1938年，張繼鸞去香港，臨行前向王芸生交代工作的時候說：
“我和蔣先生有交情，你寫社論，隻要不碰蔣先生，任何人都可以罵。
甚至自1937年至1945年日本人投降，蔣介石一直與日本人有著秘密的接觸，而張繼鸞就曾經參加了其中的部分活動。1941年9月張繼鸞去世的時候，蔣介石親自到嘉陵賓館行禮吊唁。凡此種種，我們可以看到二人的交情的確是非同一般的。
吳鼎昌與蔣介石的關係是通過張繼鸞牽的線。開始的時候，他與蔣介石的關係並沒有張繼鸞走得親密。但是，吳鼎昌當時出資辦報紙的目的就是想以報紙作為自己的晉身之階，所以蔣介石變臉之後，他一直在尋找和蔣介石接近的機會，向蔣介石靠攏一直是他的心中所想，隻不過他沒有辦法在報紙上公開喊出來而已。後來經過張繼鸞的聯絡，他終於與蔣介石搭上了橋。
1932年夏季的某一天，蔣介石邀請吳鼎昌到廬山避暑，他們在一起晤談了一個星期，這是吳鼎昌和蔣介石走近的開始。1935年，蔣介石著手組織“人才內閣”，吳鼎昌終於得到了向政界發展的契機，出任實業部長。1937年抗戰爆發，吳鼎昌又被任命為貴州省政府主席兼滇黔綏靖副主任，進步很快，隻用了兩年的時間就從一個《大公報》的社長發展成為一個封疆大吏了。1945年，吳鼎昌又向蔣介石靠攏了一步，被調到蔣介石的身邊，任國民政府文官長。此次邀請毛澤東來重慶談判，就是吳鼎昌出的餿主意。
本來，在《大公報同人公約》中是有規定的：“本社職員不得兼任社外職務，並不得經營抵觸本社利益或影響社譽之業務。”其實這都是麵子上的東西，是用來騙人的。雖然後來吳鼎昌到蔣介石的內閣中任實業部長的時候，辭去了《大公報》社長的職務，但是這並不影響吳鼎昌在遠處遙控《大公報》。
胡政之與蔣介石認識的比較晚。吳鼎昌去蔣介石的麾下做了部長，1941年9月，張繼鸞駕鶴西去，所以《大公報》的一切事物都需要由胡政之出麵打點了，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胡政之於1942年被補缺為“國民參政員”，在“參政”的過程中一步步投入了蔣介石的羅網之中。
蔣介石與胡政之最有意思的一次會麵發生在1945年。當時抗日戰爭已經接近尾聲，胡政之錯誤地估計了形勢的發展，以為國民黨會在不遠的將來獨步神州，所以想在上海、天津、重慶、香港四個地方分別出版《大公報》。他知道蔣介石比較注重《大公報》，想利用《大公報》這塊招牌，所以在一次蔣介石召見他的時候，胡政之就動了敲蔣介石竹杠的念頭。他在自己的袖筒子裏麵藏了一封信，談話在興頭上的時候，胡政之把信拿了出來。原來這信的內容是向蔣介石伸手要錢的，胡政之獅子大開口與蔣介石要二十萬美元的官價外彙。
這是胡政之在與蔣介石的交往中所犯下的一個最大的錯誤。當時黑市的外彙與官價的外彙要相差一二十倍，這樣大的一個沉重“包袱”《大公報》是背負不起的。經濟上受惠於人就難免要在其他方麵付出等額的代價，這正是胡政之受製於蔣介石的開始。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吧，吳鼎昌、胡政之、張繼鸞當初所約定的社訓由“不黨、不賣、不私、不盲”減少為“不私不盲”了，“不黨不賣”的信條再也不提了，說明他們已經開始黨了，開始賣了。
三個臭皮匠各取所需，吳鼎昌要官，張繼鸞要名，胡政之要錢，蔣介石都滿足了他們，剩下的就是三個人怎麼樣通過《大公報》回報蔣介石了。你說這樣的《大公報》怎麼敢不大幫蔣介石呢？當時人們之所以經常在《大公報》上看到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小罵，那不過是吳鼎昌、胡政之、張繼鸞使用的一種障眼法而已，他們沒有從諸葛亮那裏學到真正的本領，但是還是學會了一點，比如他們的“小罵大幫忙”就非常類似於諸葛亮的“明修棧道暗度陳倉”。
如果《大公報》和《中央日報》一樣公然地為蔣介石大拍馬屁的話，他們報紙還有誰去看呢，他們還怎樣去騙取公眾的信任呢？這正是《大公報》的聰明之處。
二、王芸生與毛澤東的三次會晤[4]在《大公報》中比較有名氣的人物還有一位，這個人就是王芸生。
這個人與蔣介石也有過交往，但是沒有交情；這個人與毛澤東倒也有過交往，但是也沒有建立起真正的交情。
說來話長。
1945年9月20日中午，李子壩《大公報》報館裏正在緊張地忙碌著，總經理胡政之、總編輯王芸生都沒有外出，一直在裏裏外外地張羅著。王芸生甚至一反常態，竟然連自己的孩子都不許進到院子裏來，孩子們是不管這些的，你不讓進院他們就幹脆趴牆頭，他們在牆頭上指手劃腳，唧唧喳喳。
突然，兩輛汽車從外麵轟隆隆地開了過來，一直開到了《大公報》辦公的院子裏。這個時候王芸生的兒子大聲地呼喊了起來：“看，是毛先生，前邊的那個是毛先生！”院子外麵的人、院子裏麵的人、屋子裏麵的人都聽到了這個興奮的喊聲，循著這聲音望去，隻見毛澤東身著一套樸素的中山裝，從容大度地走下汽車，向《大公報》的辦公大樓走來。
原來今天《大公報》的總經理胡政之以個人的名義在《大公報》報館設午宴請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等人。
這已經是毛澤東與王芸生的第三次見麵了。原來在此之前毛澤東和王芸生已經有過了兩次見麵。
9月1日，在中蘇文化協會為慶祝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舉行雞尾酒會的時候，王芸生第一次與毛澤東見麵。毛澤東握著王芸生的手親切地說：“久聞大名，如雷慣耳。希望你們新聞界的朋友多為和平宣傳。”王芸生連連點頭。
幾天之後，毛澤東在紅岩村中共中央南方局辦事處再一次邀請了王芸生等人。那天是9月5日下午，大約三點左右，《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編輯主任孔昭愷、采訪主任王文彬三人來到了紅岩村毛澤東的臨時會客廳，當時王若飛也在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