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一、毛澤東凱旋1945年10月11日，毛澤東和蔣介石在山洞林園作了最後的告別，然後陳誠代表蔣介石到機場送行。國民黨之外，到機場送行的還有重慶各界人士和八路軍辦事處的工作人員、《新華日報》工作人員、報社記者共五百餘人。郭沫若、張瀾、邵力子夫婦、陶行知、章伯鈞、矛盾等各界人士都紛紛前來為毛澤東送別。上午九點半，在張治中、王若飛的陪同下，毛澤東一一與在場的朋友親切握手話別，在笑聲中，在勝利的喜悅中，毛澤東登上了飛回延安的飛機。
下午一時三十分，飛機在經過四個多小時的飛行終於在延安機場徐徐降落了。機場上黑壓壓的集聚了兩萬多名翹首以待的群眾，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戰士、幹部、學生……每一個人的眼睛裏都流露著對領袖的喜愛和關切，焦急地等待著毛澤東的凱旋歸來。機場一掃憂鬱、沉悶的氣氛，每一個人的臉上都蕩漾著一種勝利的喜悅。毛澤東和張治中在機場的歡迎會上分別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
毛澤東雖然離開了重慶，但是他卻給蔣介石留下了一大攤子的難題，《雙十協定》的簽訂，和談公報在報紙上的公開發表，兩件事都使蔣介石的心緒極為不安。因為老蔣在簽訂協議的同時就在積極地準備著內戰。現在和談的內容公開了，全國愛好和平的廣大人民群眾都會密切注意事態和時局的發展，政治上的壓力，國際上的壓力都使蔣介石有喘不過氣來的感覺。
而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新民報》晚刊發表的那首《沁園春·雪》，又格外給蔣介石增添了一種心理負擔，讓蔣介石從心裏感到不舒服，這也真難為了老蔣了。
蔣介石不輕鬆，毛澤東其實也不輕鬆。
回到延安的當天，沒有來得及休息，毛澤東立刻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報告了重慶談判的經過，在會上，毛澤東說：“社會輿論造成了非發表公報不可。這個會談紀要，第一個好處是采取平等的方式雙方正式簽訂，這是曆史上沒有過的。第二，有成議的六條，都是有益於中國人民的。如地方自治，在紀要發表後，我們提出省府民選，可以找出根據來的，因為孫中山說過。還有言論、集會、出版自由等等……”[1]10月17日，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進一步作了題為《關於重慶談判》的內部報告。指出：“談判的結果，國民黨承認了和平團結的方針。這樣很好。國民黨再發動內戰，他們就在全國和世界麵前輸了理，我們就更有理由采取自衛戰爭，粉碎他們的進攻……”毛澤東還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保護人民的基本利益。在不損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則下，容許作一些讓步，用這些讓步去換得全國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並且進一步強調：“人民的武裝，一支槍、一粒子彈，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2]毛澤東對形勢的估計，對蔣介石的估計一點都沒有錯。
1945年底，蔣介石在調兵遣將的部署基本完成之後，立刻露出了他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兩麵派嘴臉，撕毀了《雙十協定》，在平漢沿線、張家口地區、徐州至濟南一帶，國共雙方均發生了激烈的戰鬥。一麵是重慶談判在斷斷續續地進行著，一麵卻是時緊時鬆地打著。1946年1月，迫於國內國際的壓力，雙方再一次坐下來，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並於10月1日發布了停戰命令。
然而，蔣介石喘息了一陣之後，他又按捺不住了。1946年上半年，他不顧《雙十協定》的約定，也不管《停戰命令》的束縛，更不在乎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了，再次調集軍隊向解放區發動了猛烈的進攻，同時向東北發起規模更大的占領行動。形成了關內小打、關外大打的局麵。
就在國共兩黨打得難分難解的這種異常複雜形勢下，重慶的文化界，圍繞著《沁園春·雪》，國民黨和共產黨不依不饒地也進行著另外一場鬥爭。
談判、停戰命令、政治協商，它們都是國共兩黨在政治上進行的一種較量；關內小打、關外大打，這是國共兩黨在軍事上的殊死較量；而圍繞《沁園春·雪》展開的論戰，則是國共兩黨在文化戰線上的另一場較量。
鹿死誰手？蔣介石的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兩手，到底是不是毛澤東一手槍杆子，一手筆杆子的兩手的對手呢？
二、從東魯詞人的“陳詞濫調”說起本來，根據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統一部署，“圍剿”毛澤東《沁園春·雪》的任務，落實在《中央日報》的身上，由重慶的《中央日報》統一組織實施，作品在副刊上發表，要求大家以唱和為名，打出反對“帝王思想”的旗號，對毛澤東的《沁園春·雪》進行肆意歪曲和謾罵。
而且，當時已經落實了責任，由《中央日報》的主筆王新命全權組織實施。而且，王新命已經組織了許君武等一批擅於詞令的高手參與。可是，不巧得很，任務剛剛落實，《中央日報》主筆兼副刊編輯王新命又有了新的任命，被調往南京《中央日報》主筆室工作。為此王新命還寫了一則《告別》詞，其雲：“現適奉調赴京”，“我也不再兼編副刊，並且不日將離開陪都”。[3]但是，這個王新命是一個比較聽話的寫手，他接到“圍剿”《沁園春·雪》的命令之後，迅速根據上峰的要求迅速寫好了一篇“禦用詞篇”，於是1945年12月4日，王新命在臨走之前以“東魯詞人”的筆名在《中央日報》上和了一首毛澤東的《沁園春》，然後他就到南京去複命了。文化圍剿的“偉大使命”由此交給了《和平日報》。[4]王新命以東魯詞人發表的《沁園春》是這樣寫的：
抗戰軍興，受命立功，擁纛東飄。當徘徊歧道，中夜惘惘，悚心怵目，舉世狂潮。寇患方深，鬩牆難再，回首中原烽火高。卻戈倒，看殺人掠地，自炫天驕。
山河美麗多嬌，笑草莽英雄亦折腰。想翼王投筆，本矜才藻；押司題壁，夙擅風騷。惜誤旁門，終虛正果，勒馬懸岩著意雕。時未晚，要屠刀放下，成佛今朝。[5]看來王新命這個主編肚子裏也有一點墨水，隻是他用的太不是地方。他為了給蔣介石的臉上貼金，竟然到了信口雌黃的地步，汙蔑毛澤東是自比天驕，說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草莽英雄，把革命領袖和太平軍中的翼王石達開、梁山上的頭領宋江同日而語，還說共產黨的領袖是誤入了旁門左道。本來是蔣介石在挑動內戰，在王新命的詞中卻把這個罪責加在了共產黨的頭上，還煞有介事地叫囂讓人民軍隊放下手中的革命武器“成佛今朝”。
很顯然，這首慌腔走板的歪詞和國民黨在談判中要求共產黨放棄解放區、交出軍隊的讕言是如出一轍的。
同一天，一個署名“耘實”的作者也在《中央日報》上發表了一首《沁園春》，在易君左發表《沁園春》的那張《和平日報》上，還發表了揚依琴的《毛詞<沁園春>箋注》和董令狐的《封建餘孽的抬頭》，他們一起把矛頭對準了毛澤東的《沁園春·雪》，實際上是把矛頭指向了毛澤東、共產黨，以及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
接下來就更加熱鬧了，一時間趁著水渾，什麼魚鱉蝦蟹都逆水而來，大有狂犬吠日的架勢。前前後後，國民黨的禦用文人一共寫了三十多首詞、十多篇文章：
1．《中央日報》於1945年12月4日在《中央副刊》上用頭條位置發表了署名“東魯詞人”、“耘實”的兩首《沁園春》和詞。
2．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辦的《和平日報》（原名《掃蕩報》）
於12月4日發表易君左的《沁園春》和詞。
3．重慶的《益世報》於12月4日發表了張宿恢的《沁園春?吊北戰場》的和詞。
4．《和平副刊》於1945年12月5日發表了吳誠的《沁園春?步和潤之兄》。
5．《合川日報》於1945年12月6日分別發表老酸丁的《沁園春?和毛澤東、柳亞子》；石曇的《沁園春?忠告共產黨》。
6．《和平副刊》於1945年12月10日發表顏霽、尉素秋女士和械林、慰儂的《沁園春》4首。
7．《和平副刊》於1945年12月13日再次發表顏霽的《沁園春?疊韻致和柳亞子》；同時還發表了孫俍工的《沁園春?和毛澤東》，以及樊旦初和呂耀先的《沁園春》，共4首。
8．《益世報》於1945年12月16日又發表張宿秋的《沁園春?再次毛韻“難民行”》。
9．《大公晚報》於1945年12月19日發表蜀青的《沁園春》。
10．《益世副刊》於1945年12月28日發表雷鳴的《沁園春》。
11．《和平副刊》於1946年1月3日發表胡競先的《沁園春?次毛柳之韻》，同時發表元鼎的《讀柳詞有感》（七絕一首）。
12．《和平副刊》於1946年1月25日再次發表易君左的《再譜<沁園春》>。
以上有據可查的共計二十首詞，一首七絕，可能還有沒被收錄的若幹，總計大約能有三十餘首。
在此期間發表的文章有：
1．《和平日報》於1945年12月4日發表了揚依琴的《毛詞（沁園春>箋注》、董令狐的《封建餘孽的抬頭》。
2．《大公報》於1945年12月8日至12日用5天時間不厭其煩地發表了王芸生的《我對曆史的一種看法》。
3．《益世副刊》於1945年12月14日發表小完的《談談<沁園春>》。
4．《新聞天地》第十期於1946年第二期發表了危漣漪的一篇總結性文章，題為《毛澤東“紅裝素裹”，一首“沁園春”，畫出心底事》。
以上共計五篇，加上其他沒有被統計的內容，大致能有十多篇。可見，國民黨是很認真地對待這件事情的。
三、易君左其人及易君左之“閑話”在這場攻擊謾罵《沁園春·雪》的鬧劇中，易君左是首當其衝的一個積極分子，他的詞也寫得文字“水平”最高，內容最為反動，其惡劣影響也最大。
易君左是一個出身名門的才俊，1898年生於湖南長沙一個官宦家庭。他在文學創作上的成就，是與家庭環境分不開的。他父親易順鼎曾應張之洞聘請，到兩湖書院任教，之後任江陰江防督辦等職。爺爺易佩紳曾是清朝一名儒將，擔任過貴州按察使、江蘇布政使，而且一生著作頗豐，是易氏文學世家的奠基人。叔父易順豫曾任江西吉安府知府，民國後任山西大學教授，是近代一位經師、學人，文學上的造詣尤深。易君左在家裏從小打下國學根底，並終身受其“害”。
易君左13歲時，到長沙明德中學念書。明德中學是最早與南開齊名的私立學校之一。易君左以他過人的天分，隻用了兩年多時間，就一連跳級讀完了由小學高年級到中學的全部學業，震驚了長沙的教育界。
令易君左激動不已的是，他在這裏多次聆聽了革命家黃興的演講。那時黃興擔任南京留守使，仍多次抽空來這所他曾執教過的學校演講，傳播革命火種。之後，由於易君左的父親出任袁世凱政府的印鑄局幫辦，易君左也隨同去了北京，就讀於公立第四中學。然而他並不怎麼把精力放在課業上，經常隨父親出沒於江西會館，與前清的遺老們一起參加詩詞集會。易君左的敏捷才思和少年持重，讓那些前清夫子們大為驚訝，尤以他的一首《猛虎行》飲譽京城。
人們說少年得誌不是福，這話正應在了易君左的身上。
易君左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大學後，思想得以迅速升華。北大的教授們將西方的各種思想，通過翻譯講座的形式向學生介紹，特別是聽了李大釗、陳獨秀的講授後，他產生了走出國門尋求真理的強烈願望。1916年，易君左踏上了赴日留學的航船，到東京早稻田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探尋拯救中國與民眾的道路。這一時期，他與周佛海、田漢、鬱達夫、曾琦、羅教偉等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周佛海是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十三名出席者之一，雖然此人後來投靠了國民黨，但是這個人的大名大家一定還是熟悉的；田漢是著名的《義勇軍進行曲》的詞作者，後來成為共產黨在上海的秘密領導者；鬱達夫則是左聯的著名成員，後來成為大名鼎鼎的作家。為什麼我們偏偏對易君左這個角色覺得耳生呢？就是因為他後來不走正道，誤人歧途，投靠了國民黨。
在日本，易君左和周佛海、田漢、鬱達夫、曾琦、羅教偉這些人一起創辦華瀛通訊社的時候，他還是一個響當當的愛國青年，他們將自己在日本的感受，在這個島國親眼看到日本軍閥妄圖吞並亞洲各國而加緊擴軍備戰、磨刀霍霍的種種行為寫成通訊，提醒國人。當時，中日兩國正醞釀簽署《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而日方的目的其實是為了謀取原來帝俄在北滿地區的權益，進一步擴大在華勢力。得此消息，易君左等留日學生頻頻集會演講，痛斥賣國的段祺瑞政府。更有甚者，1918年5月初，易君左還帶領留日進步學生走上街頭遊行抗議，不幸被日本警察逮捕，最終以間諜罪被驅逐回國。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之時，易君左也積極參加了聲勢浩大的遊行。在火燒趙家樓以後，易君左憑著自己在日本東京遊行集會的經驗，料想軍警必然前來鎮壓，便與傅斯年一起，組織學生們迅速疏散。那個時候的易君左仍然是一個熱血的青年，而且頗有建樹。
1923年，易君左南下上海，就職於上海泰東書局，一同共事的有郭沫若、成仿吾、鬱達夫等。易君左與之交往最多的是鬱達夫和成仿吾，當時鬱達夫出版了《沉淪》，風靡江南。易君左一邊為他大力宣傳，一邊創作出版了自己的詩歌小說集《西子湖邊》，同樣也成為泰東書局的暢銷書之一。此後，鬱達夫與易君左又一同被聘到安慶法政專門學校任教，在這裏兩人互相幫助，勤奮創作，結下了深厚的友誼。1926年，易君左投筆從戎參加北伐，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部主任秘書兼政治部主任，並與鬱達夫一同擔任過國民革命軍政治部第三廳設計委員。‘他隨軍從廣東打到湖南，從湖南打到江西。北伐結束後，他回湖南主辦《國民日報》，又創辦《長沙晚報》，後任國立安徽大學教授。他與鬱達夫一直保持著頻繁的交往，到1937年，鬱達夫全家因抗戰流亡，易君左還曾將鬱達夫接到湖南漢壽縣老家避難。